2　西学中源说

前面已经论述过，构成戴震学术根基的第一要素是崭新的研究方法，笔者想就第二个要素即狂热的经至上主义，探讨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戴震在执笔《勾股割圜记》时最重视的一件事是“立法称名，一用古义”（吴思孝序）——把当时已经不再使用的古代用语当作天文数学的用语，用古法的勾股比例解明整个三角八线法。我们不能忽略在思想史意义上，他宁愿破坏推论的正确性与严密性，也尽可能这样做的事实。因为对戴震而言，那里存在着比论证性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尚古主义、经至上主义。

戴震的尚古主义当然很复杂，根据《勾股割圜记》中勾股术对西洋三角法的解释，可以被认为是对西学的中国起源——若追踪西洋科学的源头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思考样式。这种西学中源说滥觞于明末，梅文鼎完成基础理论，戴震继承并发展。

梅文鼎在《历学疑问》和《历学疑问补》中，如下论及西学中源说的内容：（1）上古时代，尧帝命令羲和，观测四方天文，“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于是开始了中法的西传。（2）周朝末期，“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有人带着历算书和天文仪器远征西方。（3）其成果于阿拉伯显现，即伊斯兰历。（4）接着受到阿拉伯天文学影响的极西欧洲之地建立了“西洋新法”。梅文鼎以科学的发展史观——“古疏今密”为前提论述西学中源说，这并不是从缺乏证据的片面遐想中做出的判断。他举出两点自圆其说的根据，（1）伊斯兰历与西洋新法在学术理论上，属同源异派（实际上，两者都以托勒密体系为理论基础）；（2）西法的理论多数在中国古典中看得到。关于第一点，他举出伊斯兰历曾被当作“西洋旧法”使用，而第二点有如下例证：（1）西法的“寒暖五带”之说等于《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2）“地圆”说是《黄帝内经素问》的“地之为下”说等。另外关于数学方面他也同样主张勾股术是西洋几何学的源流。

梅文鼎讲述西学中源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作为“不传之秘”受到尊重。这秘中之秘是认为《周髀算经》学说的基本部分在唐虞以前业已存在，论定羲和的奥秘不分中西，是天文算法的源流，把西学中源说立足于《周髀算经》的存在。换言之，“西历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学”（《历学疑问补》第一“论”的标题）就是学说的精髓。虽然西学中源说与今天我们的历史认识相差悬殊，不过我们不可简单认为这一学说缺乏历史意识。相反，其中充满了历史意识。因为（1）今天，伊斯兰历与西洋新法是同源异派已然被当作确实的历史事实得到认可，但当时的学者若不具有优秀的历史天分，是不可能仅从天文学的内容推测出这样的结论的。（2）《周髀算经》实际上包含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天象记录，着眼于这一点即证明了他具有优秀历史学家的视角。我们无法以西学中源说在理论上有误为根据，否定梅文鼎拥有优秀历史学家的资质。(https://www.daowen.com)

之后，戴震在继承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同时，将其发扬光大，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勾股割圜记》。笔者推测，如果真如梅文鼎所指出的，勾股术为西洋几何学的源流，那么反过来通过《周髀算经》中论及的勾股术便可彻底解释西洋的全部三角八线法，戴震为了西学中源说的补充证明而下决心执笔此书。戴震在上卷的自注中挖苦西法家，“讳言立法之本，出于勾股弧矢，转谓勾股不能御三角，三角能御勾股”，戴震执笔的动机以及精神在这一评论中已经充分显示。此外一般情况下，笔者认为戴震的天文数学书也与《勾股割圜记》相同，都在某一程度上企图补充证明西学中源说。比如天文学方面戴震个人的见解——（1）视《周髀算经》的“北极璇玑”为黄道极，“月建”可由与赤道极相对的黄道极的位置解释，（2）“岁差”说在虞夏的时代曾经广为人知，但到了汉初失传，东晋由虞喜再度发现。因为二者都是依据理论正确的西学而建构起来的学说，若要找出这里特别引用的原因，不可否认应该是作者的西学中源说。

众所周知，这种西学中源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读书人的常识而风靡一时。《御制数理精蕴》（1723）于上编的“立纲明体”中详细叙述此说，《明史·历志》（1739）中也有此说的展开。另外被认为在史学上出类拔萃的吴派领袖的钱大昕（1728—1804）也论述了西学中源说：“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转天方（阿拉伯），欧逻巴（欧洲）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潜研堂文集·23·赠谈阶平序》）。然而即使在当时，像戴震一样狂热地鼓吹此说的人也并不多。

戴震在《勾股割圜记》等中，与当时“脍炙人口”的西法术语唱反调，使用古代的“死语”，更有甚者颠倒使用当时的习惯用语。他这样做的理论根据，不是因为当时的习惯用语无法正确传达历算上的内容，而只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著作里也有类似内容。古籍中曾经正确的内容之后失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在“简单”的经书记述里，牵强地塞进自己的主观思想和自身学说的论据。在这种经至上主义的态度中看不到冷静而透彻的学者风貌。应该说那里存在着狂热的思想家以及为主义献身的教条主义者。钱大昕对戴震的人物评论恰当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戴先生震传》）。戴震用赶超时代的崭新方法，加上确实有据的言辞，凭着掩盖不住的热情，陈述时代共通的意识问题，对这些共通的问题点准备新的回答，而听到这些回答的人无不产生强烈的印象。比如对于像钱大昕那样在大方向上拥有思想共通性、度量很大、感性敏锐的人，由于感性的婉转作用，其影响到达了心灵深处吧。笔者不由想，当时戴震的崇拜者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思想上的狂热。

戴震的学术被证明是狂热的经至上主义，并带着对中国古典过多的迷恋，但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认为其狂热主义阻碍了学问的客观性。相反，用狂热主义推进了相当大部分的学问研究来进行总结更为贴切。因为，戴震时常执着于体系论证的思辨基础，正是因为他的论证是在极度的客观性中展开的。所以时有人指出，西学中源说等的历史谬误是由于缺乏客观性的态度，甚至认为戴学以及清学中缺乏历史意识，笔者认为这些批评需要被重新考察评价。

首先，梅文鼎的西学中源说中丰富的历史意识已经如前所述。接着看戴震的学说，因为他的学说是以梅说为基础并加以补充完善的，所以如无特别情况，笔者推定它在理论上与梅说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换言之，推测戴震的西学中源说与梅说一样，具有特殊的历史观也并非不可能。如果评价的可靠性与包含了多少事实有关，那么为了做出判断，只能逐一查看相关事实即文献上的记载。以戴震的西学中源说为例，他陈述岁差的理论时，严格区分了《尧典》《夏小正》与《诗》《国语》《左氏春秋》《月令》的天象，并由此说明了岁差，在分析方法上与今天的天文年代学没有太大差别。唯有对于“虞夏与周（天象）先后一月，不闻古人以为疑”，论定“岁差之故，古人明知之”之处有巨大差别（《续天文略·卷上·星见伏昏旦中》）。然而其中的历史意识，即试图在历史维度上整理把握事物的想法极为强烈。戴震还分析了中国天文学中自古以来黄道系受重视，以黄道为基准确定二十八宿，在此基础上他把《周髀算经》的“北极璇玑”解释为黄道极（《续天文略·卷中·七衡六间》）。虽然这样的解释有误，但其中蕴含着优秀的历史意识。除了《勾股割圜记》，关于戴学的一般特征“立法称名，一用古义”，比起以缺乏历史意识评价，不如以反映了特殊的历史观来解释更为自然。还有其他的旁证，如被认为出自戴震之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天文算法类”的总序中写道“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阐述了科学发展史观的特点。从以上的各点出发，把西学中源说当作经至上主义的一个历史观来看十分妥当，笔者认为对戴学以及清学缺乏历史意识的论述几乎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