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经学与历算学
前文已经从各个侧面分析了戴震学术中历算学与经学的复杂交叉。尽管如此，笔者再次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是为了能从总体上把握戴震的学术，并强调它难以忽略的“前科学”特征。
《畴人传·戴震传》的“论”里，如下总结了他的历算学。
“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自暴秦焚书，六经道湮，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气之说，由是儒林之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已。
庶常（戴震）以天文、舆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
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
《畴人传》将戴震历算学上的功绩与清代历算学第一人梅文鼎相比较，其评价恰如其分。虽然戴震在数学上的贡献并不算多，但必须承认（1）他从历算学中抛弃术数的思维、（2）其学问价值的显著提高需要等到戴震对该学问产生巨大影响后才有可能。
戴震严格区分历算学与术数学，从历算学中去除了学术的掺杂物，但那并非当时的教条——对经学理念的怀疑使然。他反而出于原理主义地以历算学为“治经之本”，即经学的核心，完成了谁都未完成过的伟业。让我们听一听师从戴震的段玉裁的评价。他对于戴震将经学分为五类，以此框架执笔经学教科书《七经小记》这样评价：“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先生云）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戴东原先生年谱》）根据戴震的观点，经学是指（古典学的）（1）语言学、（2）历算学、（3）社会制度学、（4）地理学、（5）伦理哲学的总体。也就是说，正如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学问都归纳在“科学”里一样，戴震认为所有的学问都是“经学”，学问总体都包含在古典学里。历算学对戴震而言是经学最为重要的部分，所以不仅应该对其进行研究，更有“以经义润色”的必要。
那么，戴震认为所有学问总体都包含在古典学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正如大家通常对戴学抱有的疑问，难道戴学是在古典里探求一般的法则和一般性的原理吗？恐怕并非如此。根据笔者的理解，对戴震而言，他试图在古典里找到支撑自身先验的真理与义务的证据，据此令自己的理论具有权威性并正当化。确实，戴震在研究古典时，多用归纳法，“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因此他留下了很多“尖锐”的古典解释，但最终不过是个别具体的以及非本质的解释和理论。比如，他哲学上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但是否可以说，在其中展开的肯定欲望的主题是从《孟子》直接归纳而来的命题，在此书中他企图体系化地解释孟子的思想？是否他不从哲学上思考，而是从字义的疏证自身来认同最精华的知识探索的存在？结论是否定的。[18]不论如何，客观地讲而非从心理感受出发，戴震不过是借用完全否定自身的孟子的理论和言辞，在解说字义的著述形式中，展开与孟子截然不同的自己的哲理。此中充满着与古典学者的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不同的精神——应时代要求的哲学家的一腔热血。王鸣盛评论戴震，“吉士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蛾术编·卷4·光被》），这个评价实际上正切中戴学本质的要害。
如笔者的推测，戴震的基本思维样式如果是在古典里寻找支撑自己论点的证据，那么反过来对于自己认为正确而古典中没有记载的新知识究竟应该怎样应对，实际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尤其是日新月异的历算学理论。最后，笔者将就这一点进行分析。正如前文所述，作为经学的关键理论，西学中源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若没有西学中源说，帝王的礼教主义核心的观象授时之学——历算学不被包含于经学内，若如此，那么必然地在经学理论上会带来深刻的自我冲撞。前文已经详细叙述了关于戴震尽力回避这个问题，并广泛展开西学中源说的内容。不过需要补充一点，戴震在经书中寻求证据时，有时明显显露出不应隐藏起来的前近代性格。
尽管凌廷堪衷心敬仰戴震，然而1976年他在给焦循的信中批判了《勾股割圜记》的术语。“夫古有是言而云今曰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后于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法为今，何也？”（焦循《释弧》附录）有时候对我们而言，戴震学问上的优点看起来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赝品，是不经自身努力的借鉴之物。[19]《勾股割圜记》等正是其典型中的典型。
关于戴学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和思想中不该有的特征，比起将其归于戴震的为人卑劣，倒不如归于他的精神与近代精神之间的差距悬殊。戴震的方法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一样尊崇数学的确实性，但是不论方法怎样崭新，它却不倾力于探索挖掘新的知识和知识体系，而仅回归到古典研究，毕竟它一点也不具有带着近代意味的怀疑主义——将对教条的怀疑作为理念。另外，戴震批评宋学也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论他本意有多么想赶超时代，事实上这些批判归根结底不过旨在催生教条苏醒，因此不应对他抱有超出其时代环境的期待。
我们作为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戴学在清代思想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并发自内心地尊敬他，然而我们却无法让他身负向近代过渡等超越时代限制的使命。就算内心“充满血泪”，也必须表面上假装冷静地指出其严酷的时代局限——不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前科学的、前近代的特点。
※本章改编自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思想史研究》第12号（1989）所收的同名论文。
【注释】
[1]日语译文摘自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术概论》（平凡社，1974）。以下相同。
[2]尤其具有启示性的是近藤光男的《清朝经师的科学意识》《关于戴震的〈考工记图〉》《关于〈屈原赋注〉》《戴震的经学》（《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研文出版，1987）。
[3]关于《勾股割圜记》的研究论文，有薮内清《戴震的历算学》（《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https://www.daowen.com)
[4]请参照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第157—158页。
[5]关于之前的三比例和之后的二比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戴震用“参其体，两其用”来表现。相关表现植根于中国古来的体用论和参天两地论，读者不必大感意外。
[6]薮内清《戴震的历算学》（《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第30—31页。
[7]对于“东原之书，唯恐人能解”，笔者也深表赞同。
[8]关于这一点，请参照刘钝《郭守敬的〈授时历草〉和天球投影二视图》（《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4期，1982）。
[9]戴震对此逐一注记。
[10]吴思孝序中写有“读其文辞，……尽可谓奇矣”。
[11]关于这一点，多处参考木下铁矢《戴震与皖派的学术》（《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3期，1986）。
[12]参照徐复观《清代汉学衡论》（《两汉思想史》卷3，台湾学生书局，1979）。
[1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也记录了“先生言，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
[14]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七中写道：“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另外在《清代学术概论》九中论述：“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15]换言之，清学优于归纳，正是学习西洋历算学贯彻始终的论证性的结果。
[16]事实上，戴震连一个新的洞见都未补充。
[17]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研文出版，1987），第288页。
[18]徐复观《清代汉学衡论》（《两汉思想史》卷3，台湾学生书局，1979）中参考部分较多。
[19]众所周知，关于戴震的《水经注》的校订，流传着盗窃等诸多流言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