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清朝中期的学术和历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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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原秀城

问及清朝中期即乾隆、嘉庆、道光时期（1736—1850）的学术时，中国学者一定会立刻联想起考证学。关于清朝中期的学术与考证学的关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中这样写道：“（清代学术的）启蒙期（康熙、雍正时期）的考证学，只不过由一小部分的势力构成，但全盛时期（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却制霸了整个学界。因此研究全盛期学术史的学者普遍认为除了考证学以外几乎没有论证其他内容的必要。”^[1]这样的评价已经被当成中国思想研究者的“常识”而众所周知了，然而清朝中期的学术整体是否真的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呢？同一时期，考证学全面发展，学术界确实呈现出朴学——清一色的古典主义样式。然而，事实上朴学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制霸”别的学术。相反，与古典主义本质上理念不同的学问，即使没有采取与考证学对立抗争的形式，也通过与其齐头并进的方式迎来空前的学术发展期，产生了令许多研究者瞩目的优秀学术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本章将焦点置于这些以前未被重视过的诸方面的学术成果，通过分析，再次尝试定位清朝中期的学术特征（characterization）。(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说：“戴震以后，经学家十之有九将天文数学一起研究。”^[2]（《清代学术概论》十五）其史学上的评价即使与现代学问观不相容，但我们不可将清朝中期历算学研究热的异常沸腾理解为超越事实的夸张或是谣言等。戴震、钱大昕、焦循、阮元当然不用说了，就连没有写过历算学著作的段玉裁也对此学问深度钻研，关于这件事的记录还留存至今。据《经韵楼集·卷九·十经斋记》，段玉裁把《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当作“二十一经”的一部分而倍加尊敬，常常将此二书“手披口读”。

总而言之，清朝中期经学者或者说读书人向历算学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而这种研究又可以大致整理为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中法研究，即对中国传统天文算法的史学研究，以收辑、注译为中心。《算经十书》和宋元算书的复原、《畴人传》的编集等是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第二个方向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当时的历算学分为，（1）“西法”——明末清初由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欧天文数学，（2）“中法”——学习在中国的古典书中发掘传统历算学的各种理论与技法，以此为基础发展与原来性质相异的新形式的研究，并创造极富普遍性的高度理论，从而引导中国历算学一举超越原来维度达到新的水平。

上述第一类的科学史研究由于是史学方面的，所以理所当然成为古典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第二类的理论研究呢？因为这类研究诞生于古典主义时代，由经学者实践，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它即使是高度的历算学理论研究，也最终不过是古典学的补注以及补充学科而已呢？还是说因为其秉持着与古典考证在本质上不同的理念与方法，所以即使是经学者的研究，也应该被视为与古典主义和尚古主义毫无联系的另一个学术领域呢？这样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若按事实而论，哪一个都有真实的地方。下面，笔者以第5章的戴震分析为基础，对清朝中期繁荣一时的各个具有特点的主要史料和分析对象——（1）汪莱与李锐的方程式论、（2）明安图等的三角函数的无限小解析——进行些许考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