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戴震与明末西学
不过，胡适的论述具有潜在的重大问题。他说戴震的新哲学是由顾炎武（1613—1682）的经学与颜李学派（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的实用哲学结合而产生的。然而，用这种从内部自然发生的历史观来解释戴震学说里“科学”性的登场未免有些片面。换言之，关于先前引文提及的“戴氏自己的贡献”从何而来，胡适对此不过问。然而，如果知道了明末西学的知识是如何深深渗透到戴震的经学里去的，那么也就有一丝亮光照进胡适的“忘却”里。
戴震的天文历算学著作，比如《勾股割圜记》，是一本系统地吸收西法的精华而写成的经学著作。川原秀城在本书（第5章）中也详细地论述了。笔者想，关于西学如何渗透进戴震的学术已经无须赘言了。
本杰明·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如下论述：
欧洲科学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生根发芽，也未摆脱上述从属于经学的局限，其部分原因是耶稣会传播者的缺陷，如向经典本位主义的挑战没有成功，没有提供新的学术选择机会。经典研究及史学在考证中的优先地位仍未受到触动。对实证科学的兴趣仍然受到学术积累中存在偏见的束缚。[17]
因为当时经学的优势地位，西学没能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艾尔曼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主张所有西学都起源于中国经书的所谓“西学中源说”。从梅文鼎到江永，再到戴震的变迁中，充斥着所谓的中华国家主义的经书至上意识。
然而，他们并非试图否定耶稣会带来的知识。西学的知识在不知不觉中向经学渗透。在他们看来，从古时候起西学中的知识就已经为中国所知了，问题是它以玄妙的形式“镶嵌”于经书中，所以没有被充分理解。他们越想证明这种合乎道理的经书的至高性，西学的知识便越能隐藏其来历，采用解释经书的形式巧妙地渗透到文献学研究里。可以说，经学作为经书的解释学，悄悄地在内部吸收西学的知识。
比如，戴震的《考工记图》中有“测北极高下”的图（图7-1）。在天体的横截面中，展示有天顶、北极、地平，如贯穿地平一般，夏至、春秋分、冬至时期太阳的轨道被用斜线描绘了出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虽然以“测北极高下”为主题，但单凭此图与戴震的附带说明，根本无法明白测量天之北极高度的方法。戴震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图7-1
《考工记图》中关于这张图，附有如下说明：
北极高下，随地不同。南行绳直二百五十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而北极高一度。冬至前后，日出辰入申。星旋天不啻半周，可得其最高最低之度，以考知北极。
昼夜长短亦随地不同。南至赤道下，冬夏至恒如春秋分，极与地平适合。北至极下，半年为昼，半年为夜。赤道与地平适合。[18]
上述说明记载着两个信息。第一，是关于冬至时星星的日周运动的特征。在北半球冬至的时候，太阳出现的时间是一年中最短的。比如，在这个地方，日出于辰时而日落于申时。也就是说，一天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太阳都没有出现，所以一天中在以北极为中心围绕天体运动一周的恒星轨迹（日周运动）上，可以观测到180度以上的移动幅度。利用这一点，该书记录了天之北极附近的星体的最低位置与最高位置，计算中间值就得出天之北极的天体高度。总之，如果想知道天之北极的高度（h），只要观察围绕天之北极附近的大星体的日周运动，测定其最高位置（a）和最低位置（b）的高度，用以下方程式计算即可：
也许这是比较绕圈子的方法。因为北极星在天之北极，本来直接测量北极星的高度即可，但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北极星并不一直都在天之北极的位置。所以戴震想展示一种不论星星在不在该位置上，任何时候都能正确地计算出星星在天之北极位置的方法。因此，这个方法本身并不奇妙，不可思议的是，求得数值a与b的方法没有被记载在书中。确定天球上星星位置的测定术理应被普及，但此处却没有相关说明的记载。(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昼夜长短”因场所的变化而不同，这是我们所站立的地面并非平面而是球体的一个佐证，被称为“地圆说”或“地球说”等。以大地是平面为前提的中国式宇宙观向地圆说转换，确实是邂逅耶稣会带来的西学催生出的结果。[19]“前进250里高度相差1度”所用的也是由耶稣会士传来的距离单位。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有如下叙述：
查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出高一度，南极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觉北极入低一度，南极出高一度。[20]
250里变动1度的标识是在地球一周的长度为9万里的情况下，纬度1度的距离。《唐书·天文志》记载了中国唐代的南宫说计算出“351里80步变动1度”，写下《坤舆万国全图》序文的李之藻也提及了这个计算。[21]然而，在大地是球形的前提下，将1周为9万里的标准带来中国的是耶稣会传教士们。
西学传来了通过以赤道坐标系为基础的天体高度的测定来计算观测地的纬度的方法。这是以大地是球状为前提成立的知识。戴震在其中举了赤道和北极的实例。纬度为0度的赤道地区，天之北极的高度（赤纬）也是0度。在赤道，太阳从“地平”垂直升起和落下，所以不论什么季节昼夜的长度都稳定在12小时。反之，在极点，一天中有太阳不落下的时期，也有不升起的时期。以北极为例，从春分经过夏至直到秋分，太阳从不落山；从秋分经过冬至直到春分，太阳从不升起。
总之，尽管这张图对于关键的测定方法没有进行充分说明，但它简要总结了与地圆说一体的地理学知识。如果明白利用这种知识而计算观测地纬度的仪器是由耶稣会士传来中国的事实，那么大家对这幅图的兴趣会大大增加，因为用它能够轻易地测定天球上星星的位置。[22]
戴震之所以对《考工记》倾尽全力进行图释，是因为这对他的经学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戴震曾经这样说过：
诵（《尚书》的）《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中略）不知少广旁要（《周礼·保氏》中记载的九个算法），则《考工记》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23]
对戴震来说，正是为了正确地解读经书，天文学、数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十分必要。[24]戴震活用整个西学的同时，试图更丰富地重新建构经书的世界。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显示的一样，这些内容已经完全超越了经书的范围，由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所构成。经书最迟在汉代问世。如《考工记图》中所记，文本由经书问世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但世界的存在方式随着世界发生变化。另外，人们的认识也会变化，用来说明现象的语言也在发展。在这种趋势中，戴震的特殊方法不是要否定在遥远的过去写成的经书内容，而是借用经书中说明的形式展示文本中没有提到的后世知识。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西学是普遍妥当且可能的命题，所以必须承认从它而来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正确性。
近藤光男这样评价戴震的上述方法，曾经“实事求是的学问终于越过古典历史的真实，感觉想要与自然的真理一样永恒化”[25]。当时从西洋而来的新知识脱离了经书中记载的内容，不可否认它具有颠覆经书世界观的力量。其中，为了维护经学以及中国学术的权威，只能把西学的知识暗藏进经书解释中了吧。反之，正是由于西学知识比经学更具真实性，所以当时只能采取这种方法。
这样的话，乍看之下经学的权威好像得以维持，事实上解释经书范例的过程中是否真的没有产生大的转换呢？艾尔曼说西学流入后，“经典研究及史学在考证中的优先地位仍未受到触动”。[26]确实，岂止经学的地位未受到动摇，试图在经书中树立新知识正当性的戴震甚至还庇护经书权威的绝对性，试图加以强化。然而，如果将其方法视为在西学的质和量上的压倒性优势面前，仍然要在不与中国经学范式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引进西学知识而采取的策略，那么这种表面上的狂热主义便容易理解了。近藤光男评价其打算拯救“理性主义中的古典权威”，便是这个意思吧。[27]实际上，如上文所写，经学的语言借由西学，完成了其内部性质上的转换。不得不实行这种转换的理由是，西学传来的知识被当作普遍妥当且可能的真理而接受。但是，在经学中，真理必须完全体现在经书中。这样的话，只剩一种做法，即借用解释经书的方法，以经学知识的形式重新阐释经书中没有明示的科学知识。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威胁经学地位的同时，能发挥吸收新知识策略的作用。
关于戴震的这种经学方法，是否影响了胡适评价为新“理”的《孟子字义疏证》中“关于事物的理”的理念，我们并没有找到判断这个命题的线索。所以，关于断定西学对戴震经学的渗透和与新哲学的直接因果关系，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观望的态度。然而，在胡适说明“关于事物的理”的成立条件的命题是全称命题的时候，可知戴震对西学持有的强烈肯定的态度，与胡适阐释的“理”观重合。
可是，胡适对戴震提出的“关于事物的理”的“理”观的知识来自西学的自然科学一事保持沉默。明确表示西学对清代考证学的影响的是胡适的竞争对手，此人正是在新阳明学的意义上，主张在中国提倡超越近代物质文明的实践哲学的梁启超。
原本梁启超并非坚定地否定科学。不如说，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没有得到“科学精神”，所以中国文明才无法跟上近代文明的步伐，而且也无法通过精神文明超越后者。对梁启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中国历史上科学诞生之契机的存在。对此，他向明末西学寻求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的起源。尤其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6）中，他如下强调了明末西学的影响之大：
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徐光启）、李凉庵（李之藻）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中略）要而言之，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28]
明末耶稣会传来的西学经过梅文鼎，到江永、戴震，形成了清代学术的正统派。可是，梁启超说他们的西学知识没有促进科学的发展，他们关心的只不过是通过校订整理来复兴古学而已。上述引用的“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指的是清代初期的学风，梁启超说随着考证学的兴盛，他们对西学的兴趣逐渐演变为对古学的整理。戴震的天文历算学正是这一典型，对梁启超而言，《勾股割圜记》里的西学知识只是用来证明古算学正确性的工具，不能完全算作具有独创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