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徽州的学风
在梁启超的叙述中，他得出了西学未进入清代学术灵魂深处的结论。所以，“关于事物的理”由西学而来的叙述不成立。如果按照梁启超的观点，戴震的哲学成就属于“关于人事的理”，尽管戴震的西学知识丰富，却只不过是毫无关联的阳明学“知行合一”论的现代发展。间接说明“关于事物的理”由西学而来的是批判梁启超和胡适的国学者——钱穆（1895—1990）。钱穆于1936年出版了与梁启超著作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尽管钱穆批判梁启超，但两者在认同“关于人事的理”这一点上是共通的。钱穆尝试从宋学尤其从对阳明学的心性论的兴趣来理解清代学术，结果，他无意识地与描绘戴震的阳明学形象的梁启超殊途同归。钱穆与梁启超的主旨中巨大差异点在于，钱穆努力否定从颜李学派到戴震这个谱系。此外，在挖掘此谱系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梁启超的意见与胡适一致。
据钱穆，寻求“情之不爽失”的戴震其“欲”本位主义的“理”解释受惠栋（1697—1758）的影响很大。惠栋把“理”解释为“兼两”，这表示类似于“喜爱/憎恶”这种对立概念的平衡。保持二者平衡的状态是天理的理想，所以，惠栋论述视天与人、理与欲为不相容的二分法是错误的。钱穆认为此“兼两”中的“理”与《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重合。[29]
此理解的要点是“情（欲）”和“理”的融合一体的关系。钱穆如下说道：
以情欲言理，实《疏证》中创见，东原为《绪言》时，犹未得此说也。既以情欲言“理”，于是本此而辨古今言“理”之大别，（中略）盖“理”既出乎情欲，故舍情欲而言“理”，无不失“理”，而流为其人之“意见”也。（中略）东原本此而极言宋儒辨“理”“欲”之为祸。[30]
《绪言》是早于《孟子字义疏证》的著作。确实，最早明确“理”概念并成为戴震批评的对象的，恐怕就是这个文本了。只是，《绪言》的“理”不是钱穆关注的“理—欲”一体关系中的“理”，而是接近于“关于事物的理”，是极为现实的概念。钱穆对其评价很低。[31]因为，对钱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弄清为何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激烈地批判宋学意识形态。钱穆认为《绪言》的“理”的解释不过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延伸而已。与惠栋相遇后戴震思想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这个阶段还不鲜明，到了《疏证》才明确化。钱穆的观点中，“关于事物的理”是戴震受惠栋影响以前的旧思想。换言之，与胡适相反，钱穆认为“关于人事的理”展现了戴震的创新：“以情欲言理，实《疏证》中创见，东原为《绪言》时，犹未得此说也。”[32]钱穆说，“关于人事的理”是戴震的“理”的真谛，这是戴震到了晚年才开始明确提出的思想。那么，“关于事物的理”从何而来呢？
戴震，出生于徽州地区（安徽省南部）。《考工记图》和《勾股割圜记》这两本在天文历算方面的优秀著作，是他在徽州时代写下的。进京后戴震享誉中央学术界，全靠这些著作。不过，据钱穆所言，《孟子字义疏证》中记载的“情”本位的理欲论才重要，而它是戴震在离开故乡进京转而在江南经济中心的扬州，接触当时先进学问的风气之后的成果。戴震与汉学派最重要的人物——惠栋的相遇正是在扬州发生的。钱穆认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里采取的策略是以古调为基础批判宋学的汉学做法，是在扬州时代与惠栋相会后才习得的。(https://www.daowen.com)
钱穆的这个主张，具有针对梁启超和胡适而提出反对意见的意思。梁和胡曾试着强调颜李学派对戴震的影响。尤其是梁启超提出如下假设：戴震的徽州人脉在他向颜李学派学问过渡时起了桥梁的作用。[33]然而，钱穆击败了梁和胡的假设。
确实，现在缺乏显示戴震和颜李学派直接联系的有力证据。不过，钱穆试图否定从颜李学派到戴震的继承关系，结果，反而将“关于事物的理”反映徽州地区学问的特征显现出来了。钱穆否定了胡适认为的戴震的务实方法论源头是颜李学派和戴震的关系。取而代之，钱穆指出的是徽州地区特殊的学风。也就是说，钱穆认为，徽州地区独特的学风是通过保存明末西学而形成的，年轻时候的戴震的学问与其说是颜李学派，不如说是汲取了徽州西学的养分而形成的。
又自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迄于清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鼐、文鼏以历学震烁一时，文鼎所诣尤深博，著书八十余种，盛行于世。（中略）是当时徽、宣之间，好治天算格致之学，其来已旧。（中略）东原早岁治学，亦此一路。二十二岁，成《筹算》一卷。二十三岁，成《六书论》三卷。二十四岁，成《考工记图》。二十五岁，成《转语》二十章。二十七岁，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三十岁，成《屈原赋注》。三十一岁，为《诗补传》，（中略）此均在东原三十二岁入都前，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数，全是徽人朴学矩矱也。[34]
钱穆认为，徽州的学问特征在于对明末传入的西学与源自朱子学的格物的重视。确实，戴震的师父江永是这一风气的典型学者，钱穆评价戴震年轻时的著作也具有该特征。钱穆说，《绪言》的“理”观“尚道问学，重智，所以精察事物之理”[35]。钱穆论及，这个“道问学”的传统体现了江永身上表现出的徽州学风。[36]
钱穆的结论最终显示了戴震“关于事物的理”自流传于徽州的西学而来。高度评价“关于事物的理”的胡适以及强调西学对清代学术影响的梁启超对钱穆而言都是令人烦恼的存在。因为，对他而言，“关于人事的理”其价值在于它是从内部产生的，必须从国学的传统层面评价清代学术。可是，历史上不可能有单线的国民史。如台湾的学者张永堂所说，耶稣会的西学正是因为有围绕格物致知的朱子学的积累，所以才能在明末清初时期扎根中国。朱载堉、方以智、梅文鼎等学者的宋学数理观与西学融合的事例正证明了这一点。[37]此外，在徽州这一离经济、文化中心较远的地区，朱子学和西学作为以“理”为核心的知识体系而被一起保存下来。对钱穆来说习以为常的戴震其徽州的时代背景，就是这种“理”的世界的西学知识背景，暂且不论胡适是否意识到这个知识背景，事实是他在探讨戴震新哲学的可能性时的确没有提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