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知识分子的疑惑

卫匡国笔下的中国历史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特别是，荷兰学者沃修斯（Isaac Vossius，1618—1689）对于推算创造天地和大洪水之类的年代，比起用当时广泛使用的以武加大译本《圣经》为基础的年代法，更倾向于追溯到更加久远的年代。沃修斯的这一想法随着卫匡国传来的中国史愈发强烈，最终发展为确信的态度。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高度文明的国家，并强烈呼吁采用能够涵盖中国历史的七十子译本的《圣经》。^[16]

此外，这种反应也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史的极大怀疑。表明了尤为强烈的怀疑态度的是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皇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负责人雷诺多（Eusèbe Renaudot，1646—1720）。雷诺多用法语翻译了在皇家图书馆中发现的《两位伊斯兰教徒旅行家于九世纪前往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游记》（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de deux voyageurs Mahométans，qui y allerent dans le neuvième siècle，1718），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出版。^[17]他指责沃修斯像在华耶稣会士那样“看上去对中国人的精神和科学讲得过于积极”，比起从未到访过中国的沃修斯，实际去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们“更能够做出适当的评价”。^[18]

雷诺多的怀疑还延伸到沃修斯和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传教士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中国哲学家的权威使他们（中国人）接受福音的光辉，这个构想本身值得称赞。但是，对于中国的古老起源，有些人滥用过多的赞美，从而损害了他们以为准绳的《圣经》和基督教，破坏了大洪水的世界性，导致出现了世界古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证词。^[19](https://www.daowen.com)

以上引述的前半部分描述了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适应主义。“有些人”指的是相信中国文献中所写的中国历史的悠久，信赖中国史而立足于七十子译本《圣经》的沃修斯，还有卫匡国、柏应理等人。

雷诺多还指出了卫匡国与柏应理描述上的矛盾。如上所述，卫匡国将干支纪年法的起始点放在黄帝治世初年，即公元前2697年。柏应理在干支纪年法的基础上，将年表的起点也放在黄帝治世初年。但是，二者的表现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卫匡国指出黄帝“发明了（inventum）”这个纪年法，而柏应理指出，那是得到黄帝命令的大挠“完成的（perficit）”。雷诺多进一步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断言说：“关于中国历史的证词变得非常可疑。”^[20]

雷诺多极力想推翻的另一件事是中国文献中残留的关于天文观测记录的可信度。因为天文学现象不仅是能够确定其发生的绝对时间的有力标志，而且古代的天文观测被官方记录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拥有高度文明的证据。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观测的是颛顼时代的五星会合^[21]，卫匡国认为这一观测发生在公元前2513年到公元前2435年之间，而柏应理认为是在公元前2517年到公元前2457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观测到的现象。^[22]对这一现象，雷诺多援用了17到18世纪著名的天文学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的分析。卡西尼验证了卫匡国和柏应理的中国史，并推断上述的五星会合实际上是500年后的事件。^[23]雷诺多在多个地方论及卡西尼的理论：“卡西尼先生向所有欧洲人表明，这一天文观测是错误的，因此，由此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同样（是错误）的。”^[24]

科学学院终身书记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1679—1771）也在与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的通信中，在提及卡西尼的验证结果时，批判在华耶稣会士提出的五星会合的年代远比实际早得多。^[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