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三大时代

如上所述，卫匡国和柏应理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引起了各种怀疑。对此，在华耶稣会士也敏感地做出了反应。据说，雷诺多被认为是强烈反对大勅书《唯一天主子》（Unigenitus Dei Filius，1713）的人之一，^[26]该教书以杨森主义为错误并予以排斥。意欲攻击杨森主义者的对手——耶稣会，似乎是他积极表示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和对在华耶稣会士不信任的原因。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可以推测在华耶稣会士有必要迅速展开反驳。

提出异议的第一人是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1698年来华）。在1724年左右发给欧洲的一封信^[27]中，他首先宣布雷诺多使用的游记事实上并不存在，断言雷诺多的作品“充满虚构”。^[28]但是根据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的说法，还有很多质疑游记存在的声音来自在华耶稣会士以外。^[29]

马若瑟不仅反过来向对方提出有关资料可信度的疑问，而且还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谈论中国人所写的中国历史叙述的真实性。

关于中国编年史，应该对（1）显然是传说（fabuleux）的内容、（2）可疑和不确定的（douteux &incertain）内容、（3）确实和毫无疑问的（sûr &indubitable）内容加以区分。这种明智的评论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他们将不确定的内容从横亘几个世纪的期间删除。这些明智的历史学家们对从威烈王至伏羲的时代做了如下判断：它是不确定（incertains）的，不可能包含在正确（exacte）和真实（vraie）的年代记中。伏羲以前的时代被认为是神话（mythologique）。^[30]

马若瑟的区分，即（1）“传说的”或“神话的”时代、（2）“可疑和不确定的”时代、（3）“确实和毫无疑问的”时代的区分。换言之也是（1）神话时代、（2）神话与历史的中间时代、（3）历史时代。这与《资治通鉴》系统的书籍中叙述的起点和终点重合。首先，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都以威烈王的治世为起点。北宋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和明朝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都以伏羲的治世为起点（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的注还包含了从开辟天地到伏羲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雷诺多质疑中国历史书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翻译的内容中存在不确定性。对此，马若瑟却主张中国的历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不确定性，对确实与不确实的内容做出应有的区分。以此，马若瑟试图将雷诺多的问题无效化。

在巴多明致德梅朗的信（1730）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

（中国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试图从更古老的时代中找出他们自己国家的起源，他们似乎也不相信（他们的起源）来自遥远的圣地，或者自己国家的荣耀在于其历史的古老性。

巴多明进一步解释说，与马若瑟一样，中国历史学家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巴多明认为，（1）在伏羲之前是“传说中的时代（temps fabuleux）”，（2）伏羲到尧是“可疑（douteux）且需要考证的”或“不确定的时代（regnes incertain）”，（3）尧以后是可确定的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此“意见完全一致，关于大致的年份没有任何争议”^[31]。

巴多明的时期划分与马若瑟几乎相同，但仅在“确定的”时代不同。与巴多明的历史时代一样将起点置于尧的治世的还有元朝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他很可能还受到《书经》的影响。此外，巴多明写给德梅朗的信中提到，“康熙帝下令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即康熙三十年编纂的满文译本《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满文《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由前编、正编和续编构成，其中前编部分（以下简称满文《御批前编》）中有一部分（伏羲至帝喾）被翻译成法语。^[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