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弗雷来的疑问
此后不久，吸收上述各种讨论成果并再次从新的角度围绕中国史展开论争的人们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是弗雷来（Nicolas Frèret，1688—1749）和耶稣会士冯秉正（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1703年来华）。弗雷来担任碑文文艺学院的终身书记，从事古代世界的研究，执笔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1751—1772）的“神话（Mythologie）”项目等。除了阅读在华耶稣会士的著作以外，他还与从福建横渡到欧洲并在巴黎从事中文翻译与皇家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制作的中国人黄嘉略（Arcade Huang，1679—1716）交流，储备了关于中国的知识。[48]
弗雷来对中国史的年代学分析尤其热心，他于1733年11月在碑文文艺学院演讲了《论中国年代学的古代性与准确性》（“De l'antiquité et de la certitud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其内容发表在学院纪要第10号（1736）中。[49]弗雷来掌握了卫匡国和柏应理将干支纪年法的开始时间点设定在黄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697年）以及巴多明追溯到黄帝之前的伏羲统治初年来叙述中国史的方法，[50]认为“目前在中国很流行的，大约是于1064年左右出版的编年史”中的系统，即“600到700年前开始被世界认可的司马光的编年史中的年代系统”。此“司马光的编年史”指的是《资治通鉴》加上《外纪》等《资治通鉴》系统的系列书籍。
弗雷来首先指出，中国有两种类型的历史书籍，它们在“准确性和真实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是前汉时期出现的，“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录写成的，只有经过真正的验证后才开始出版”，因此“可以说它具有最高的历史准确性”，换句话说是正史。弗雷来称，焚书后，人们“小心翼翼地搜集最小的残片”并“将这些碎片和边角料以无上巧妙的方式拼接缝合”编成的9卷书籍，即“在今日中国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真实的书”的四书五经，也是其中之一。其中就有弗雷来重视的《书经》《诗经》《春秋》，“包含了几乎所有未被焚毁的古代史书碎片”。
中国的第二类历史书涉及汉以前的时期，即焚书前的时期，“处于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或同时代人留下的遗物的时代，它是一段错过时机后被复原的历史”。由于它内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有权就这一点讨论”。按照弗雷来的观点，耶稣会士频繁依据的《资治通鉴》系列书籍属于第二类。弗雷来认为《资治通鉴》系列书籍中上古时代时间过长，而中国历史的起源被不太妥当地设置在过早的年代。换句话说，黄帝统治的第一年被设定在公元前2697年，也就是说，比《史记》中推算的时期还要大幅提早多个年代。此外，在黄帝之前增加了九个王，推测他们的统治年数总计为634年。[51]不仅如此，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的注释中增加了伏羲和神农之间的“15位新国王”，将他们的统治年数算定为共1 260年。[52]
与此相对，他认为《竹书纪年》是一本真正的“焚书以前”的书籍，由“连贯的年表”构成，仅根据《书经》等“关于历史的经节片段，即彼此之间存在相当大部分空白的各个历史片段而制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这本非凡的书可以追溯到黄帝，但将黄帝治世元年定在公元前2386年，尧的治世元年定在公元前2145年，这比《史记》和“最近的编年史（annales modernes）”即《资治通鉴》系列书中记载的年代晚得多。[53](https://www.daowen.com)
如上所述，弗雷来称赞了《竹书纪年》，反之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资治通鉴》系列书籍。弗雷来指出《竹书纪年》与其他文献在年代上的差异，断定[54]根据《竹书纪年》，上古各王朝的成立年代与基于《资治通鉴》系列书籍和《汉书》《史记》而算出的年代比拟，相距甚远，后退了好几个时代。
弗雷来还称《书经》为“历史书”，认为即使无法与《竹书纪年》匹敌，其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信赖。对于《书经》正文从尧的治世开始，没有出现伏羲和黄帝，他做出如下叙述。
（据传编纂了《书经》的）孔子对于尧以前所有的帝王一无所知，这令人感到奇怪。对我而言，这似乎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在这个哲学家的时代，（尧以前）时代的事只能通过想象获得，被视为传说中的历史（histoire fabuleuse）。
另外，弗雷来还将注意力放在了《书经·尧典》和《孟子·滕文公上》出现的尧统治期间发生洪水的故事。[55]弗雷来将这些故事解释为关于“我们地球的原始状态的痕迹”的传说。因为，“与其他东方国家和希腊最古老的哲学家一样，中国人认为洪水或流体是万物的首要原理，万物都是由混沌的流体中杂乱漂浮的物质的各种分离和结合而形成的”。弗雷来所说的希腊哲学家可能指的是在水中寻求万物原理的泰勒斯（Thalēs，公元前624—公元前548/545）等。根据弗雷来的这个解释，被认为发生洪水的尧时代才是中国的世界起点，即中国史的出发点。进一步令弗雷来确信的是，上述有关洪水的传说记载于“对中国人而言的圣典”的《书经》《孟子》，即“基于该国最受尊敬的著述家们的证言”写成的书。因为弗雷来认识到，关于尧以前的时代，与《书经》《孟子》矛盾的意见在中国是“新颖却没有权威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