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冯秉正的应战
弗雷来的此论文可能在当时的欧洲被广泛传阅。只要看看如英国国教会主教——以反理神论派先锋而闻名的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1698—1779）的著作以及《百科全书》的“年代学（Chronologie）”的条目，就能明白弗雷来对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上古史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影响力。[57]
因此，在华耶稣会士这次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弗雷来的理论主要由冯秉正反驳。冯秉正于1729年，即弗雷来的论文发表之前，完成了《中国通史，或从〈通鉴纲目〉中译出的编年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ou Annales de cet empire，traduit du Tong-Kien-Kang-Mou）大作的原稿。这是“康熙帝命令翻译成塔塔尔语（满文）的历史书”[58]，也就是以巴多明将其中一部分翻译成法语的同一本满文《御批纲目》为主，外加《资治通鉴外纪》和袁黄《历史纲鉴补》，还有《史记》、《廿一史》、胡宏《皇王大纪》、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接触到弗雷来论文的冯秉正后来将对其做出的回应附于自己原稿的长篇自序中，于1737年将自序与原稿一起寄到了法国。另外，冯秉正在1735年至1738年间给弗雷来写信，在信中他也展开了对弗雷来论文的反驳。大约半个世纪后，法国的耶稣会士格鲁贤（Jean Baptiste Grosier，1743—1823）自1777年至1785年间出版了《中国通史》，其第1卷开头插入了冯秉正写给弗雷来的信。[59]
冯秉正比弗雷来更加详细地概述了中国的历史书籍编纂的历史。冯秉正表示，“自从帝政拉开序幕以来，中国人就为其历史书设立了官方机构”，但驱使中国修史官的“只有诉说真实的愿望”。为了强调这份“对真实的热爱”，冯秉正引用了《春秋左氏传》卷35襄公二十五年条目中记载的“崔杼弑君”事件，还引用了作为起居郎从事历史编纂的褚遂良“臣职载笔，君举必书”（面对唐太宗提出“朕有不善，卿必记邪”的问题）的史话（《新唐书》卷105，列传第30，褚遂良）。[60]随后，冯秉正列举了各个时代中国的历史相关文献，并一一概述它们的内容和编纂状况等。
冯秉正致弗雷来的信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论点，如关于《竹书纪年》《书经》和《资治通鉴》系列书籍的真实性的评论。首先是他对弗雷来引为真实之书的《竹书纪年》的评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来经常只称呼其为《竹书》（Tchou chou）。这里的《竹书》从弗雷来所说的内容推测，除了《竹书纪年》以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书了。针对这一问题，冯秉正将《竹书》和《竹书纪年》（Tchou chu ki nien或chronologie des Tchou chu）区分开来。[61]他在称《竹书》时，指的是包含《竹书纪年》在内的汲冢书全体。虽然冯秉正是否有意如此尚不清楚，但在这一点上两者的观点之间存在差异。(https://www.daowen.com)
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续笔卷》第13收录了汲冢周书，冯秉正说，洪迈引用的《逸周书·卷4·克殷解》第36中记载有武王狩猎，捉到老虎22头、麋5 235头、犀13头等动物的故事，还有四夷中诸多奇妙野兽的故事，认为这些“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只能当作“空想的”故事看待。最后，断定“《竹书》中充斥着这类荒谬的故事”。《逸周书》在《隋书·经籍志》之后被称为汲冢周书，而被视为汲冢书之一。冯秉正以此认知为前提，将对《逸周书》真实性的怀疑扩展到汲冢书即《竹书》整本书了。但是，原本《逸周书》是否应该被包含在汲冢书里都有争议。如《四库全书提要·史部4·别史类》，关于《逸周书》写道“周书不出汲冢也”，可以推测这一说法在当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公认了，但是尚不清楚冯秉正是完全不知道，还是有意忽略了。
冯秉正还指出，关于《竹书》和《竹书纪年》，“最新的研究结果表示，其是充斥着错误、夸张和不合理的伪书”。冯秉正在同一个地方提到了南北朝的沈约，很显然，这里的《竹书纪年》是指传言中沈约的注本，也是元朝以后广为流传的今本。在《四库全书提要·史部3·编年类》的《竹书纪年》中，对这一今本有“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的评论。民国时期，例如王国维就说，今本《竹书纪年》由后人编纂的痕迹残留明显，“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为伪书）者固多”[62]。在今本《竹书纪年》的议论中，冯秉正的文章也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关于《书经》，冯秉正强调有“非常大的空白”。冯秉正认为，孔安国写的书序所列举的百篇中，包括《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以上商书）、《将蒲姑》（周书）等，仅残留有篇名，大多数的正文都没有传到汉代。他说这些空白存在于所有四书五经中，并由后代的注释者们补充，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复原，但是就缺乏史料之处，“比起用可疑、得不到大家承认的遗物补缺，还是留下那个时代的空白更好”。对于冯秉正来说，为了弥补《书经》和中国上古历史中遗留下的空白而出现的，正是《资治通鉴》系列书籍。尤其是聚焦于上古部分的《外纪》和《前编》，冯秉正说它们是“经过长时间的严密考证后，才被放在《通鉴》的开头”，并强调说，它们的真实性因与具有权威的正史之一《汉书》几乎“完全匹配”而得以证明。[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