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师生教学互动
在学校教育中，有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师生交往活动。师生的教学互动不仅仅是指师生课内外的各种交往活动，同时还包含师生心理活动的互动与变化。通过对师生心理活动的探析，能更好地了解不同时期师生心理活动的变化轨迹，探寻师生在教学中的心理需求。此外，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信任和理解以及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与学生的沟通交流，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氛围，使学生获得发展的动力，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一）教师教学心理活动
在高校工作中，教师是教学科研的主力军，他们为高等教育、科技、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毕业生一定是建立在教师们具备良好工作心态的基础上的，拥有良好的心态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和科研的源泉，也是使他们几十年始终保持热情的动力。纵观共和国师范教育史，教师的教学心理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困境中的乐观积极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教育同样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再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院系的调整、教师的缺乏、条件的艰苦等，当时的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位教师回忆说：“我作为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的青年积极分子……日夜繁忙。随着学校的改制，学生人数一下子扩大十多倍。教师人数远远不够，实验仪器严重不足。我们几个留校青年教师，承担了大量的辅导和实验教学任务。白天忙于改练习本，带实验，晚上还要自己动手做实验仪器。通宵开夜车是常事。”[65]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教师所承受的压力。虽然条件艰苦，压力很大，但当时党和政府注重团结知识分子，注意发挥各条战线中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所以教师们都感到心情舒畅并且工作积极。许多教师感到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以极大的教学热情和强烈的教学欲望投身于教育教学工作中。例如青海师范大学已故的聂文郁先生，担任中文科副主任时，除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授文艺理论课程，每天深夜一点钟前没有睡过觉，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以致身患重病而住进医院。[66]华中师范大学的梁希杰先生，1953年被调到河南开封师范学院创建地理系的时候，“不仅担任繁重的系主任工作，还承担了本科和专科两个年级的外国经济地理教学任务。当时教学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教材，也缺少基本的教学参考资料，学生学习全靠课堂记笔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梁先生发动全系任课教师一边授课，一边自编教材。他身先士卒，广泛搜集资料文献，带头编写教材，并坚持及时把教材印发给学生。为此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67]。正是由于有这些不辞辛苦、默默奋斗在教学前线的老师，建国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2.动荡时期身心饱受摧残
1957年起，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许多优秀的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教师的积极性受挫。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高师院校变得乌烟瘴气，校园内到处设批斗现场，封门、搜查、审讯时有发生，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教师受到了双重的压力和冲击：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教师已被打入另册，放在“臭老九”的行列之中；作为学校的知识分子，教师同时还背着一个其他行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沉重包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在这巨大的双重压力下，教师的处境异常艰难。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俞敏先生：
在十年浩劫中，俞师几乎失去了一切自由，有的只是“劳动改造”，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五六十岁的人既要咬牙承受强体力劳动的折磨，又要忍住那份屈辱。多年后提到那一段生活，俞师对我说：“在六楼（原北师大主楼六楼）打扫卫生的时候，真瞅着那底下就是极乐世界。我要是下去了，自己倒是解脱了，家里的人得跟着受多大的牵连呀！”[68]
在这种状况下，教学质量根本就无法保证。“文革”中，有众多像俞老师这样身心饱受摧残的教师，被迫离开三尺讲台，在羞辱中坚忍，还有众多教师因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动荡的年代，不安的校园，教师想教而又不能教，想放弃而又不忍心，一部分教师感到“师范没搞头，教师没当头，政治上没奔头，业务上没劲头”。有的甚至把专业书放在一旁，让它落满尘埃，结满蛛网，不敢翻看；有的全部当废纸卖光，准备“斗批走”“斗批散”；有的不想再钻研业务，改行去学个一技之长，以另谋出路；有的教师自叹“当教师工资不高，一顶‘臭’帽，辛辛苦苦，前途渺茫”。动荡的时期，骚乱的环境，教师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们在黑夜中挣扎着，祈盼着曙光的到来。
3.新时期的复杂心理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各院校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工作使教师们身心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对党充满了信心，工作劲头十足。例如，南充师范学院原物理系主任文映梓副教授在1979年平反后恢复了职务，他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我要好好地工作来感谢党。”“文革”中由于所谓“海外关系”受到批斗处分的南充师范学院许光瓒副教授，平反时激动地说：“感谢党对我的问题的澄清，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愉快，我要把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是我在结论上签字时的心声。”[69]站在教学前线的教师们，深知自己的职责重大，对学生的教导可谓是呕心沥血，注重将社会实情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教学素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其求学动力。例如，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的夏珊老师回忆道：
记得讲《恋爱、婚姻和家庭道德》一章时，这群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都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神秘兴趣。在讲授有关爱情的理论概念时，我以古今典型的爱情故事做诠释，以喻道明理。如以《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为例，以阐述和颂扬爱情的坚贞纯洁和专一的高尚可贵，评说“朝秦暮楚”和“金钱为上”等恋爱观的不可取。以此诫示青年学子们，将来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关终身幸福的大事。在课堂上，我讲得入神，学生听得有趣。[70]
师范院校的教师将自己的心血凝聚在教书育人上，学生的良好互动、肯定的微笑、举止间的迎合是对教师莫大的肯定与鼓励，教师也因此更能够体会到自我价值之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对教师多讲奉献、少讲索取的提法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的教师。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风气。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渗入到高校中，对教师的身心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良的生活方式、教学道德、学术道德问题广泛存在，有些人甚至成了单纯的“经济动物”。然而，我们更应看到高师院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随着高等师范院校的逐年扩招，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但与之相对应的各科教师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编现象。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们只有超量工作，教师们常常因疲于奔命而没有时间、精力去了解学生实际，很难做到针对性教学，尤其是高师院校公共课教师，他们的课时量大大超过了专业课老师。为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各高师院系纷纷将小班合并成大班，教学效果明显降低。大班教学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教师不堪重负，部分教师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再加上教师工作报酬偏低以及社会的、家庭的等各方面的压力，教师心理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产生职业倦怠，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对学生和教学工作态度消极、冷淡。正如当代一副对联所形容的那样：“上联：一名教师两千工资三餐不定还要四处奔忙弄得五脏俱伤六亲不认却得七点出门八点上班人称老九十分辛苦还需向家长领导百依百顺实有千种艰辛万般无奈；下联：万人唾骂千夫所指百年树人已然十分扯淡费尽九牛之力八斗之才累得七窍生烟六神无主五官僵硬四大皆空仍要对无德学生三跪叩首逼得两腿一蹬一命呜呼。横批：教师光荣。”教师们深深热爱着教学岗位，在教学中实现着自我价值，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学生的压力，无形之中导致了心理的复杂与矛盾。
（二）学生学习心理活动
高师院校大学生如何对待学习，不仅制约着自身素质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着基础教育人才素质的优化。学生的学习心理活动不仅跟自身因素有关，同时也深受学校、社会这些大环境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们以革命青年自许，条件虽然艰苦，但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祖国的需要和组织的高度信任更珍贵的了。所以，学习生活条件虽然艰苦，大家的情绪却是高昂的，他们珍惜时间，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学习。当时的一位学生回忆说：“那时（50年代）上课，我们中文系因为是文科，不需要试验设备，除了一两门课安排在大楼的教室里，大多数课都是在工棚改造的临时教室里上。”这样简陋的教室一旦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风沙都能从各处的细缝里吹进来，即使这样“大家也没有嫌冷嫌脏”，“就这样听课记笔记”。当时同学们都对学习充满了热情，每个人都主动上自习，教室根本就容纳不下，有些同学“就在宿舍里看书”，而学校也“开辟学生食堂，临时用一方绿色的桌布往饭桌上一盖，同学们就可以在略显湖蓝的灯光下静静地读书了”[71]。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学生们求知的渴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中激发学习的欲望，困苦中珍惜学习的美好。据当时的一位学生回忆：“在学习上同学们抓得紧，刻苦用功。有的同学熄灯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背俄语单词。星期天很少有人外出，都在图书馆或教室里读书。平时上课不论什么课从未有人缺席，课堂上非常安静，大家凝神听课记笔记，对老师所讲内容，一字不落地记下来。”[72]
当时的学生有着坚定的信仰、强烈的信念，同时他们的心理极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文革”的发生，这种奋发的学习心理已不复存在。一位学生回忆道：“文革”期间“我学习不认真，作业不爱做，自己学的是文学专业，结果两年多没交一篇作文，文化考核经常不参加”[73]。也有不少学生暗中学习，不贴大字报，业务拔尖，但他们是受压抑的人。当时上海师大“教学没计划，学生毕业不考核成绩；教师布置10道题目就是‘智育第一’抬头，上课连讲两个小时就被指责为‘满堂灌’”，“学生看业务书，不得不在上面放一本《红旗》以掩人耳目，搞得许多爱学习的学生像罪人一样，抬不起头”。[74]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方针得到贯彻实施。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和科学原则的重新确立，改变了当时年轻一代沉闷、迷惘的精神状态，激发了亿万青少年求学的积极性。多数大学生由于“文革”而耽误了学业，所以大家都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正如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入学学生林建所说的：“准备在四年的学习中，什么社会工作也不担任，抓紧宝贵的时间‘一心只读圣贤书’，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75]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出现了政治上安定、经济上繁荣、人民群众精神振奋的大好局面，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师范院校的学生学习态度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1.立志四化、振兴中华的事业型学习心态；2.自我奋斗、锐意进取的自立型学习心态；3.胸无大志、随波逐流的实惠型学习心态；4.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的悲观型学习心态。[76](https://www.daowen.com)
纵观学生的学习心理活动，大多数学生是热爱学习的，对自身发展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对学校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基本能够完成学习任务，对自身状况基本能做出客观评价。但是，学生自身、教师以及学校所存在的问题，导致学生的学习心理活动日趋复杂。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对学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当今社会，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就是应付考试、混毕业证、报答父母、找好工作、挣大钱，学习态度不端正，自控能力差，迟到、早退、旷课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课后不学习，沉迷网络。学习没有激情，总是被动地应付各种作业和考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悄然泛起，许多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持动摇、怀疑的态度，甚至沮丧。
（三）师生交往互动活动
师生交往互动活动不仅是指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切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同时还包含了师生在课下的互动及日常生活的交往。课堂上的互动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成效，也影响着师生能否实现教学相长；课外的交往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有时甚至会比课堂互动的影响更大，因为它更多时候是一对一的互动，主题的针对性更强。
一个好的教师总是于有形或无形之中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于无形中赢得学生的尊重。虽然课堂上师生交流并不多，但课堂外师生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却令人羡慕。教师不仅在学习上指导帮助学生，在生活上也关心着学生。比如：
我一直对语文很感兴趣。在大一时，便选修了一门语文课（课程名称不一定准确）。此课的主讲教师姓仇，是中文系的，湖南省人，课讲得不错。我当时很穷，好在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一元钱的助学金。大概是六月份吧，我仍穿着一双破棉鞋。一天上午下课后，仇老师叫我留下来。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纳闷揣想之际，他拿出两块钱，对我说：“钱不多，你去买双鞋穿吧！”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泪水在眼眶内转。[77]
又如：
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和谐和温馨，如兄长辈称我们男女同学为“小弟”和“小妹”，毫无“师道尊严”的架子。1955年，南下的工农调干生刘长喜同学结婚，先生特地选购一对精美的花瓶送给刘长喜，以表示对他新婚喜庆的祝贺；并嘱：“根据福州的习俗，送花瓶不可再送花，花要你俩自己去培育。”先生幽默的话语，从细微处见关怀。热爱学生如子侄的情愫，令刘长喜同学十分感动。[78]
教师以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学养而授予学生以知识，以自身举止而在心灵上给学生以感化。课堂上他们是师生，课堂下他们是朋友。师生们经常在一起，那种似师似友的情谊融化了师生之间的陌生和畏惧。
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对教师进行过火批判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些状况不仅给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使教师和学生之间产生了隔阂。虽然“革命”中存在学生改造或批斗教师的现象，但黑夜中总有盛开的夜来香，师生间良好的交往互动还是存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一位退休教师回忆道：
由于我的一些看法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因而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跟着学生们到农村劳动。我对同学们说：“我是来劳动改造的，你们就叫我老梁吧！”带队的同学却说：“没有人取消你的教师资格，何况有些问题眼下还不能下最后结论。”所以，学生们见面仍叫我梁老师，遇事还同我商量。这不仅是一股巨大的暖流，而且使我看到了曙光，心情又振奋起来。[79]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教师”被重新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国再次走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人才培养也重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教师和学生之间恢复了以往那种良好的关系。《南充师范学院院史》有一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经过“文革”几年折腾后又开始招生，全院上下都非常重视，极为高兴。在新生入学时，教师、干部都参加了接待工作，还有不少老教师去为学生搬行李，安排寝室，为学生介绍学校情况；学员有了病，为他们请医送药，洋溢着亲密无间的感人气氛。[80]
教师和学生之间良好的互动交往不仅让教师认真对待教学工作，而且也促使教师去刻苦钻研新问题，实现了“教学相长”。北京师范大学一位退休老师回忆说：
七七、七八、七九级大学生，集中了流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精英。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思想比较成熟，既渴求知识，又思想解放。给他们上课，心里既紧张又愉悦。这些学生一方面嘲笑老师的迂腐，敢于同老师争辩；另一方面又带着一大堆问题向老师请教，“逼”着老师去学习新知识、更新旧观点，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正是这种氛围使我的理论修养上了一个新台阶。[8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在“信息爆炸”社会中的大学生在接受新时尚、新知识以及与人交往等方面的热情与能力已远远超过教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很多教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校外搞项目去了，教书育人的天职反倒退居二线。课堂上气氛枯燥乏味，课外师生基本上不联系，很多公共课老师是“上课来，下课走”，并不主动地接近学生，和学生沟通交流时间几乎为零，甚至师生见面互不搭理，形同陌生人一般，即使是辅导员老师也缺乏和学生的交流沟通。此外，因年级、性格、学习成绩等原因，很多学生并不主动与自己的老师交流。据调查显示，课堂上极少或从不主动回答或提出问题的学生分别达到了81.2％、80.7％，只有18.8％、19.3％的学生在半数情况下会主动回答和提问。[82]再后来，1998年，国家开始实行扩招，学生人数激增，教学质量每况愈下，促使各院校纷纷引入各种教学评估制度。在学生评教等教学评估制度的推动下，课堂内师生互动得到了一些改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但是课外的交流互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重视与提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就曾指出：“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特别是当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的时候，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在年龄、知识和无上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的低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了。”[83]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教师不应该沉溺于传统教育和教师权威中不能自拔，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教师不仅要有专业智能，也要有足够的情商与学生创造互动的机会，要巧妙运用各种沟通渠道，通过沟通交流来接近学生，真正了解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