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致力筹资办学

四、致力筹资办学

相比公立学校制度性的财政拨款等支持保障，民办学校的各项经费则主要依靠自己筹资解决。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经费问题一直都是民办学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且随着民办学校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更加凸显。民办学校的经费来源一般包括创办者的投资、学生缴纳的学杂费、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校办产业和银行贷款等，其中创办者的投资筹款和学杂费的缴纳又是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因此，民办学校在筹资建校活动方面都千方百计，苦心筹划。2002年以后《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的出台，使新世纪民办学校筹资兴学活动有章可循，步入了正轨。

（一）创办者投资兴学

民办学校的原始经费基本上都是创办者的投资，以此保证学校的建成和最初运转。从历史上看，在学校创办过程中，既有个人的投资，也有多人或群众性的集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其创办者及其筹资方式也不相同。

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也必然对教育产生影响。单一经济体制的打破为民办学校的复苏奠定了基础，国家对民间办学也放宽了限制。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若干暂行管理规定》。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个比较全面的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部门规章，该规定对社会力量办学的地位、资质、程序、教师聘请、招生广告等做了一系列规定，提出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在法规政策的鼓励、引导下，不少有志于教育的人士开始了他们的投资办学之旅。

在众多办学者当中，有不少是从公办学校“下海”出来的，丁祖诒就是其中一个。1987年，他放弃了在西安石油学院的工作，开始创办西安翻译培训学院。1988年春季，丁祖诒招录了第一批学生，共计300名。创办初期，学校设施非常简陋，而且有些职能部门各种名目的摊派让学院应接不暇，有时候能办的事办不了，该办的事一直拖着，这让直来直去、“不懂规矩”的丁祖诒实在受不了。可是想起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校，他坚持了下来，继续执着于办学活动。1993年，为改变租赁校舍办学的历史，丁祖诒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收购国营钟表机械厂用来改建学校。收购工厂让他和学校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为了筹措资金他不知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最后，还不得不率先停发自己的工资，发动学生家长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将学院的全部家当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30]然而数年后，这一切都收到了应有的回报，1998年西安翻译学院招收新生6800人，在校生两万余名，在全国率先迈入万人民办大学的行列。西译的成功，与丁祖诒院长的努力和胆识分不开，也证明了公办大学教师下海进行投资办学活动是可行的。他们往往拥有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对学校各方面的事务非常了解，在办学活动中，能很快地将公立学校的优秀管理经验运用到民办学校当中，使学校得以正常运行和有序发展。

除此之外，一些教育的“门外汉”也开始了投资办学活动，这其中就有创造了多个中国民办学校“第一”的信力建。1989年底，信力建毅然辞去银行的工作，拿出全部积蓄2000元钱，在广州海珠租房办起了英语培训班。刚开始只招了8个学生，请了一个专职教师和一个兼职教师，信力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又是后勤人员，每天都得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31]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培训班成绩凸显，学生越来越多。1992年，信力建在城乡结合地带，租下了一个农民上千平方米的酒店，把它变成学校，这在广州历史上是首次。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装修，购置必需的设备，这时候他已经花光了全部6万元的积蓄，如果不成功的话，那就只能卷铺盖回家了。幸运垂青有准备的头脑，由信力建创办的信孚文化技术学校正式成立并获得良好反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投资办学过程中，他也遇到过很大的困难。信力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您问我们什么时候最困难，我们年年都困难，年年都要过‘鬼门关’。我算了一下，我们每年要经过10个部门，盖17个章，年审才能通过。哪些部门？工商、国税、地税、防疫站、派出所等等，现在还增加房屋鉴定科。”信力建的投资办学活动同样受到一些人的冷漠相待甚至阻挠，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卡着他的咽喉。但他没有因此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透过他们的投资办学活动，我们可以管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投资民办学校的教育活动者可贵的特点：拥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善于把握时机的智慧。这些殊为难得的品质，使得他们在教育的江河里游得更远。

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获得各地热烈的响应，使民间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政府某些部门也多处设槛，为了自身的利益，制定土政策。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指明不能收民办学校的管理费，可某些负责人还是照样要收2％的管理费，并将管理费列为学校考核检查的重要指标。于果得知此事后，先后以人大代表身份向省人大、省长上书，最终获得解决。正是这种艰苦奋斗、勇闯难关的精神，使得蓝天学院2001年发展成为校园面积310亩、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3亿元的“万人高校”。

进入21世纪，民办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创办者的投资兴学活动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在知识分子、个体商人的投资办学活动受到社会称赞的同时，也产生了其他主体的办学活动，其中就包括集团办学。2000年成立的北京吉利大学就是一个集团办学的生动实例。董事长李书福有很强烈的“科教兴国”意识，积极响应国家领导人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动员社会的力量办一点民办高校，作为现有高校的补充”的号召，创办了北京吉利大学。

（二）学生缴纳学杂费

学生缴纳的学杂费是维持民办学校运行的一项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社会力量办学，民办学校在多个方面得到国家的政策倾斜。1984年5月，教育部转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试行办法》，其中规定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经费自筹，学校可以向学生合理收取学杂费，但收费标准要按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经费自筹，实际上就是既要靠创办人的投资，也要靠学生的学杂费来“以学养学”，这是我国民办学校最常见的筹资发展模式。

民办学校学杂费缴纳的数额，比同期公办学校的要高。1984年，成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所私立高中——上墅私立高中。学校在成立之初就决定每学期向每个学生收取60元学费，60个学生就是3600元。这比公立学校高出不少，因此有人指出办学者是办学店，想捞一把。但实际上这样的收费即使不付教师的工资和日常水电的支出，全部用来还清3万元债务，也需4年的时间。民办学校除了办学者投资以外，收取高于公立学校的学杂费也属合情合理。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学生学杂费缴纳活动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始于广东、一度风靡全国的“教育储备金制度”。1993年，广东英豪学校董事长陈忠联首次提出“教育储备金”的概念。其操作方式是：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从8万至20万元不等），此外不再缴纳学费和伙食费。而收取的储备金，则由学校开设新校或用于投资其他领域。待学生毕业之后，学校以投资获得的利润或新生缴纳的新储备金，将教育储备金全额（不加利息）还给家长。招生的第一天，即1993年5月1日，英豪学校宣布了教育储备金制度，同时规定每位学生缴纳储备金15万元。当时很多家长认为，这是“一本万利”甚至是“零成本”投资的事情，虽然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初始投资额有点大，但毕竟孩子毕业时能够如数收回这笔钱，等于孩子免费上了几年学，最多也只是损失了利息。因此，仅仅两天的时间，就有277人交了定金。在此形势下，5月3日，陈忠联决定上涨教育储备金，涨到了每位学生18万元。涨价没有让家长望而却步，相反，他们开始担心会继续涨价，于是几天之内，又有600人交了定金。英豪学校的教育储备金就这样一涨再涨，从15万、18万涨到了开学时的23万。学期结束时，更是一度涨到25万、30万元。[32]英豪学校始创的教育储备金制，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学费缴纳形式，只是在实施几年之后，由于大环境改变、管理不善等原因，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入新世纪后，民办学校学杂费的缴纳工作也越来越细致，不再是仅仅发个通知、贴个告示把学杂费写上就完事，有时候还会做好说明、解释工作。2001年，瑞金私立英才学校小学一至五年级的收费标准是440—510元，初一至初三是620—660元，高一至高三是950—980元，而且属于一次性收费，中途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与公立学校相比，费用还是明显偏多，所以当时有人认为：“英才收费比公办学校不止高了200多元，而是300多元。如果扣除公办学校代收的校服费、保险费、电影费等，实际上高了400多元。英才每个学期可以从每个学生身上获纯利200元。”[33]对此，该校校长刘春光解释道：“以2000年小学为例，一个班两个老师，月工资平均600元。每班以50名学生计算，每学期摊在每个学生头上是144元，另加课本费56元，其他费用100元。也就是说，每学期每个学生只需缴纳300元左右就能维持开支。”这样算起来，三个年级学生平均每学年交的学费应该600元左右，而学校还要偿还所承担的债务，所以这种收费的确符合该校“以农民和工薪阶层为服务主体”的定位。这个解释最终获得相关部门和家长的认可，学生也没有因此退学。不论像这种收费相对低廉的还是那种贵族式民办中小学，他们在学生缴纳学杂费的时候都非常重视清楚计算到位、解释说明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家长的认同，家长才乐于将孩子送到民办学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