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校的组织管理
百废待兴，资源匮乏，在1949年的这种情况下，想靠国家大量投资办学校几乎不可能。冬学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庄农”，这两句陕北谚语也反映了冬学制度是最为经济的教育形式，可以成为新中国建国之初农民业余教育的首选。为此，教育部在《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区十余年来的经验证明，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1]该指示还指出当年冬学教育主要包括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同时对教材、师资等也提出具体的要求，要求各地政府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制订业余教育计划，积极组织开展冬学运动。
（一）组建管理机构
1.冬学委员会
1950年前后，每年冬季村村要办冬学，都建立了冬学委员会作为冬学的专门领导机构。冬学作为大规模农村群众性的教育运动，单独依靠某个部门的力量来进行实有困难，必须党、政、民、学多方面形成合力，统一领导。一般来说，冬学委员会包括县、区、村三级，每一级的职责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各自制订县、区、村的民校计划，开展具体工作。
为使冬学顺利开展，县、区、村分别建立包括党、政、群众团体各级负责人或代表之冬学委员会，统一领导冬学运动。
（1）县冬学委员会：可包括县府、县委宣传部、妇联会、青年团、中等学校、教联、教育科等部分负责人或代表，根据东北及省关于冬学指示办法等布置全县冬学运动。
（2）区冬学委员会：可包括区委、区公所、农会、妇联会、完小负责人及冬学教员代表等，根据东北、省、县关于冬学指示办法及计划等，布置全区冬学工作，领导试点，举办各村群众冬学教员训练班。
（3）村冬学委员会：可包括村支书、村政府、农会、妇联会等部门负责人及村小教员、劳动模范、冬学教员代表等，进行冬学运动组织工作，选拔冬学教员，筹募经费，管理与检查。[2]
可见冬学的开展，一般是上级发出指示号召，县级统筹计划，村级保证具体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涉及党、政、民、学等多方面，村级冬学委员会负责冬学的日常事务和具体操作。冬学委员会根据委员的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妇女会主任负责动员妇女参加学习，青年团支部负责发动团员带头参加学习，村财粮委员管理经费设备，村小教员负责教学等。
2.民校委员会
从1950年开始，各地的冬学逐步转为常年民校，有常年民校的地区成立民校（校务）委员会，即在冬学委员会原有的基础上成立（有的地方叫学习委员会或人民学校委员会），保留冬委会责任心强的委员，吸收新的积极分子、热心干部和教员模范、学习模范成为委员，并根据委员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具体管理日常工作。如盱眙古城冬学转民校后，“校长由古城乡乡长叶广安兼任，并推选青年团支书王文、妇联主任田凤兰二人为副校长。他俩不仅负责班务，如编组、请假及掌握思想情况等，并亲自参加学习，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3]。各地冬学转民校的时间不一样，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地区，冬学转常年民校的时间较早，而在一些基础薄弱的地区则较晚。民校委员会成立大都集中在1950年至1954年，时间上各地有先后的差异。
常年民校为长期学习性质，趋向正规化。有的地方实行专责制，即委员会下设民校校长，由他负责处理民校的一切具体事务，定期向委员会汇报。民校校长由委员会中具有较高文化和威信的人推选出校长候选人，由群众大会通过后任命。这些推选出的民校校长大多能热心负责，如“后傅村民校校长傅智邦每晚到校检查上课人数，康贺村副校长贺金盛一经群众推选，马上就到校解决课本问题，凌家村校长凌世坤晚上经群众选定，第二天就亲自打锣动员妇女入学”[4]。民校开办初期，上级政府还组织视导组、辅导组加强对冬学及常年民校的指导工作。视导组、辅导组人员分派各村，巡回指导各地冬学及常年民校，配合民校校长、冬学教员制订计划，解决困难，交流经验，并及时总结推广。
3.以社为单位的校务委员会
1953年，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为了使扫盲紧密结合生产组织并服务于农村中心工作，根据社的大小、合作化程度及分布情况，采取了社办、联社办和社群合办等方式办学。一社单独办民校这种形式适合于规模较大的中社和大社，如果居住集中，社员活动集中，就以社为单位编班分组学习；如果合作社太大，居住分散，不便于集中在社里学习，就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学习。多社联合办学适合规模较小、社与社离得近、单独办校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又有困难的办校情况。联社办学，一般由各社选出代表，联合组成校务委员会或学习委员会，用大家协商的办法，统一安排学习时间，共同解决师资、经费设备等问题。社群办学是指以社为主，吸收社外、互助组员或单干农民参加学习的一种形式。总之，以社办学，将民校学习列为整个合作社工作的一部分，有利于统筹管理，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工作和学习三者的关系。社管委员会负责合作社的一切事务，加强对生产和学习的统一领导，保证了扫盲教育的顺利开展。
建立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基础上的民校，在组织管理上优势更为明显。为了把民校的日常工作做好，各社也建立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典型的方法是成立校务委员会，统一规划，分片领导。文教委员会（社管委员会）把全乡按高级社划分为若干个工作片，乡设总校，工作片设分校，每个工作片交由指定的社委会委员分工负责；各委员分头深入各片物色培养骨干力量，组成校务委员会，负责该片的民校日常事务；每分校设校长、教导主任各一人；同时规定时间开例会，保证各个民校之间互相交流与学习。这种方式领导统一，机构单一，工作灵便，避免了机构重叠和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必须在中共乡、村支部和乡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4.扫盲协会委员会
1956年3月，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全国各省、市、县等纷纷成立协会分会或分会组织。农村的扫盲协会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包括党、政、群众团体和办学骨干等方面的代表人物，协助村党政领导开展扫盲工作并负责领导民校扫盲事务。为了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参加扫盲工作，各地建立扫盲协会，制定协会的章程，研究会员的权利义务、入会手续等。扫盲协会委员会一般由党支部、文教委员会、团支部、妇联、群众教师、办学积极分子等方面的代表人物组成，会长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兼任。以黑龙江省肇东县西八里村为例：“正会长裴文喜（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罗洪才（团支部书记）、李秀芳（群众教师），组织委员丁焕英，宣传委员黄桂莲，教学委员张景全（群众教师，团支委），财经委员吴永兰（村金融委员）等七人，组成扫盲协会委员会。”[5]
委员会依然根据委员的具体情况分工负责，如会长掌握协会的全面会务工作，副会长协助会长做好工作，组织委员负责会员的思想教育、发展会员、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学习、管理会员的组织关系，宣传委员负责宣传扫盲协会的宗旨和任务、教育会员积极参加扫盲工作、向群众宣传政府的扫盲方针及政策，教学委员负责做好教学工作，财经委员负责计划筹措扫盲经费并掌握开支。[6]
这些负责农民业余教育的组织，其实质是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结合体，与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在分工上各有侧重。政府教育行政机构主要负责统筹大局、制定方针政策、汇报经验等，即从宏观着手；基层组织主要负责具体日常事务，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如组织领导民师备课、自筹经费等。总之，随着生产和农民业余教育的发展，各地相应建立和改进了基层管理机构，加强了农民业余文化学校的领导和组织力度，促进了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
（二）组织动员群众
教育部在《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地执行依靠群众办学的群众路线，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群众要求，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地入学，严格防止强迫命令的错误。”民校的动员工作以启发说服为主，主要包括在群众大会上动员、深入群众进行说服启发、开展家访活动、文盲诉苦、演话剧说快板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方式：
1.讲话宣传
讲话宣传，主要包括群众大会形式的讲话、座谈会形式的讲话和个别谈话等几类。如盖城教师冯保昌所说：“我们采取了大会动员、系统发动、座谈、访问等办法，开展了算三笔账的宣传教育（算旧社会没文化的苦处，算新社会学文化的好处，算将来发展生产需要文化的重要）活动，激发了群众学文化的积极性，在充分发动的基础上，自愿报名参加冬学学习。”[7]其中大会讲话的形式，主要是解决普遍性的思想问题。由于群众阶层不同而产生的特殊想法，则用座谈会和个别讲话的形式加以辅助。座谈会适合小集体的宣传讲话，如农会小组、妇代会、家庭座谈会、婆婆会等。个别谈话则主要解决学员具体的问题，如婆婆怕儿媳上冬学耽误干活，丈夫怕女人上冬学学坏，还有人怕上冬学学不好丢人等。针对农民群众中存在的种种思想状况，一方面进行劝说动员，一方面解决实际困难。
山西省芮城县东岩村的驻村工作队员蔡纯在群众会上讲道：“我们的国家是新中国，我国将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制订了五年建设计划，向工业化进军，没有文化不识字，将来使用拖拉机连说明书都看不来，怎么能开动呢？”他又对新旧社会做了对比，说旧社会农民不识字不知吃了多少苦头，闹出了不少笑话。说着，他念了报纸上登的一段快板，快板写道：“嘻嘻嘻，哈哈哈，老汉活了六十八，老婆开个通行证，我带身上走亲家。进村遇见儿童团，又要条又检查。老汉拿出通行证，咱有路条怕个啥。孩子瞪着眼睛看，好奇怪，怎么啦？你是一个男人呀，性别写的是女人家。老汉脸红羞答答，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早知开的是女人证，哪个老王八才带上它。”[8]
上述案例，是群众动员大会上的部分讲话场景。可以看出在进行动员时，主要运用讲前途、说厉害、算细账的办法，联系社会主义远景和当年生产建设实际，进行算账对比。动员大会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能切实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如河南郭家庄在大会宣传动员后，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贫农张文杰说：“文化这样重要，过去咱穷人没钱进学屋门，现在是咱的天下，咱不提高文化掌握机器叫谁掌握！”胡文昌说：“参加学习扫除文盲，是咱农民的一件大喜事，屋里坐不下，坐在院里我也要学习！”党员胡士义说：“以前想着自己年龄大，不想上学，这一宣传，我心里亮堂啦，我一定挤出时间来坚持学习。”[9]
大会动员多通过追根、劝学、挖糊涂、文化诉苦等方式，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让农民群众认识到不识字的坏处，让他们倾吐在封建压迫之下不能接受教育而遭受的痛苦，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在山西榆次六堡村的群众大会上，妇女杨爱春说：“先前我欠下人家的钱，拿五百元的票子当成五元给了人，共吃了一万多元的亏。”该村中共支部书记李铁锁说：“当干部不识字真是苦。到区开会，人家是凭字记，咱是凭心记。区里来个通知，填个表，开个收条都得要到处找人弄；还怕别人弄错了，自己负责。”青年团支部书记李二娃说：“提起不识字就想哭！在年关时闹宣传演剧，人家都会念台词，学得快，咱不行。咱又怕领导不好工作，直发愁。”[10]
用这种办法鼓动作用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学习积极性。同时，日常与周围群众的谈话接触，也是很好的宣传动员机会，可以自然而生动地把自身利益和学文化的关系解释清楚。这种不拘形式的宣传动员，往往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2.文娱宣传
通过俱乐部、业余剧团、文娱组织等进行文娱宣传，其方式是多样化的，如民歌、短剧、快板、相声、双簧、幻灯、木偶戏及各种地方戏等。这种宣传方式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手法，将大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诠释，激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理和情感需求。以皖北民歌《劝上冬学》为例：
一更里来，月亮高升起呀！众乡亲上冬学，真是个好事情。想当年，旧社会，穷人哪能够去学习，到现在，想起来，真是个一肚子气。(https://www.daowen.com)
二更里来，月亮照东南呀！不识字的害处，说也个说不完。不会写，不会算，布告法令不会看，有眼瞎子苦一世，谁也不情愿。
三更里来，月亮照中堂呀！多亏那毛主席，共呀末共产党，领导咱闹革命，人民翻身把家当，从今后做主人，快把冬学上。
四更里来，月亮挂西山呀！上冬学要努力，快把书来念。学政治，学生产，学文化，学经验，积极学习当模范，人人都称赞。
五更里来，东方明了天呀！建设咱新中国，责任要大家扛。众乡亲，听我言，勤学习，多生产，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提早来实现。[11]
这首民歌，用接地气、通俗流畅的语言和朗朗上口的小调进行编排，不仅易懂易记，容易在民众中流传，而且极富鼓动力。这只是其中的一首民歌，不同地区采用地区传统民俗小调，编排了许多关于民校的民歌，都是农民智慧的结晶。
短剧、相声等也是常用的宣传形式，如黑龙江省乾安县演了《不识字的睁眼瞎子》，龙江县演了《邬大姐翻身》《地照到家》等剧[12]，通过简单剧情使群众认识到上民校的好处，在文化娱乐中抒发了群众的学习要求。此外，还广泛采用广播、黑板报、墙报、漫画、标语口号、展览会等方式对学文化的先进事迹进行大力宣传，教育引导群众。
3.干部党团员带头
在进行宣传动员时，始终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带头、示范作用。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是群众中的先进代表，是农村扫盲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言行能影响和带动群众：“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书。干部怎么走，群众怎么走”，“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的是村干部，干部行下样，咱就跟着上”。[13]
在做宣传动员工作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让他们动员身边的人入学或坚持学习。如山西省太谷县“庞村义务教员张逢祺，受训回村以后，首先调查、研究群众对冬学的认识与态度，然后挨门挨户进行动员，首先让自己的媳妇、姐妹上冬学，推动全村妇女顺利入学。村长张玉、妇联主席赵庭梅在村干部会议上打通干部思想，说明只有冬学搞好才能搞好工作，12个干部全部入冬学，带动群众70人报名入学。贾家堡妇联主席、共产党员霍莲，兼任村纺织组的师父，由于她的带动，30名学习纺织的妇女全部入学”[14]。
另一方面，动员冬学中文化成绩较好的人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以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妇女赵俊林原来一字不识，在冬学中学完了识字课本第一册，能默写五十个生字，她说：“我觉得识字比什么都高兴。我是坐着做活都带着书本，有空就学，见识字的人就问。只要用心，就能学会。”[15]有些地方还组织了模范大会，即通过宣传扫盲战线上的模范人物的生动事迹，发动群众。这些先进典型是从民众中产生的，更易让群众接纳，能起到潜移默化、教育引导的作用。
虽然民校动员工作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宣传动员过程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效率，部分地方存在强行定制度的现象。以马云等人的访谈资料为例：
访谈时问到他们进入识字班、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时，回答如下：“到处寻文盲，你不识字，人家叫去的，那会儿是逼迫叫去的，一家一户都叫的”；“不是谁想去谁去，不去也得去”，“人人都得去，不是一两个人去，在年龄就得去，结过婚有孩子的都有”；“不去人家也叫了呀，反正也是不去不行呀”。[16]
在民校宣传动员时，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启发群众自愿入学，但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偏差，出现简单、粗暴的动员方式，这也是民校教育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三）教材编写建设
冬学及民校教育主要包括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生产教育等几方面，而编印教材是民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教材的好坏，是关系到教师能否教好、学生能否学好的关键因素。
1.文化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刚刚开始，教材主要采取全国统编和地方自编相结合、以地方为主的办法进行编印和发行。1950年《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及出版总署，应负责计划及指导农民业余教育的教材与读物的出版。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亦得自行编印教材。各省、市、县，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编辑补充教材，有可能时应尽量出版通俗的农民读物。”[17]随后，各地区在大力培训师资的同时，开始编印文化课本。
教育部编印的文化教材有《农民识字课本》，省市自编教材有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撰的《农民文化课本》等。1952年，由于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推广，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农民速成识字教材》和《农民速成识字阅读课本：临时课本》。同时，许多地区为适合各地方言的不同要求，还编印出版了江南、江淮、闽北等地的注意课本《农民速成识字》。
1953年以后，随着合作社办校的开展，各地区积累了民校发展的一些经验，开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自编部分教材，其中以记工识字课本尤为典型。尤其是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掀起了记工识字的高潮。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对教材问题提出了“三步走”的要求：“第一步，适应当前农业合作化最迫切的需要，即记工的需要。……第二步，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县或者本专区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词语做中心，加上一些本省和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词语。……第三步，再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省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词语做中心，加上一部分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词语，大约几百字。这种课本由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厅、局编辑。”[18]
教育部成人教育司一直负责成人教育的李吉元和高教出版社的几名同志来到河北省农村实地考察，打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一套新的扫盲教材（记工识字课本），以此给全国新教材做一个范本。可就在他们的新教材还没出炉时，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里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事隔多年，李吉元已经记不清楚教材中的内容了，但他记得这套教材最终没有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各地都用上了有自己特色的新教材。[19]
也应该注意到，民校初期虽然有教育部编印的文化教材，个别省市教育厅也自编了教材，但并不普遍。在大多数地区，尤其在一些较为艰苦的地方，由于条件有限，缺乏教材的现象仍较为严重，许多地方仍靠临时课本来解决教材问题。
民师王润源回忆道：“开学日子越来越近，但课本还没有着落，于是支部书记和我商量按照学用结合原则，将农村当地地名、姓氏、农作物、农村生活及农业技术上常用的一些词语汇集起来，自编一个课本。我接受任务之后，连夜在油灯下编课本，一直搞到深夜。第二天星期日，我又刻蜡纸、油印，然后装订成书，整整干了一天。星期一就将这本教材发到了学员手里。”[20]
根据对相关材料的分析，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教材的编写有以下特点：
（1）内容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那时编写的文化教材大多内容通俗易懂，贴近农民生活，写的是庄稼字，说的是庄稼话，尤以记工识字课本为典型，都是从群众生活生产中最需要的字编起，使农民从本乡本村的人名、土地名、农具名、农活名、庄稼名、数字、年月日、计算单位和一些必要的语言学起。农民读本每课的生字量相对较平衡，编句子也是先从一些笔画简单、容易写、容易认的字编起，慢慢做到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2）以识字为主，渗透着政治内容和生产内容。文化教材以识字为主，内容包含语言文字、政治内容、数学计算、生活常识、地理知识、生产知识等，其中以政治和生产的附加内容最为典型，教材编写始终贯彻学文化、学政治、学技术三结合的原则。民校教师李吉元说：“虽然也是以识字为目的，但扫盲教材与小学课本的内容有着很大差别。小孩子们天真单纯，课本的内容也要与他们的年龄相符。扫盲对象都是些成年人，社会经验丰富，除了识字外还要有政治宣传和科普知识在里面。”[21]三者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共同促进，文化教育中渗透着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政治教育中也进行着文化教育和生产教育。
（3）文体形式多样。扫盲教材多采用生动、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文体形式，包括故事类、顺口溜、谚语类、歌曲类、诗歌类、对联类等。故事类的如《睁眼瞎子真正苦》《王敬安的学习》等；顺口溜如《能写会算多么好》《劳动最光荣》等；谚语类如《春耕》；诗歌类如《选种歌》《生产谣》等；歌曲类如《东方红》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看图识字扫盲教材，如多种版本的《看图识字》《农民看图识字》等。
2.政治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课的教材，由各地根据本区具体情况、工作步骤，有重点地编写。[22]政治学习内容变化快，教育部更多的是给出政治学习的中心任务。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政治教材以“政治纲领”为主，基本内容是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意义，解释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1950、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的特殊背景，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向农民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同时进行关于土地改革、生产互助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1952年，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宣传建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进行中苏友好等方面的教育。1953年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政治教育的内容以宣传总路线为主，还包括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发展互助合作、改进农业技术及提高粮食产量等内容。1954年政治教育以宣传新宪法、学习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及统购统销政策为主。1955、1956年，政治教育则以宣传农业合作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主要内容。根据每年不同的时政情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需要，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变化。
随着农民业余教育的发展，“由各地提供的教材也有着缺点，比如说教材的内容不够统一，分量有的偏轻有的偏重，临时收集到的材料往往不易抓住重点或缺乏系统性”[23]。为了达到内容统一、系统、通俗的要求，多省陆续编写了本省通用的政治教材，如《冬学民校政治教材》（通俗读物出版社，1954年）、《农民政治课本》（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4—1955年）、《民校政治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时效性最强的报纸也在政治教育中被广泛应用，许多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将报纸编制成临时教材。除此之外，各个时期的政治文献、指示文件等都可作为政治教育的补充教材。[24]民校政治教材有内容紧随时政而变化、密切配合中心工作、渗透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这三个特点，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