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校的教师选任与教学

二、民校的教师选任与教学

由于民校的学员以农民群众为主，他们的文化水平、思想认识、道德觉悟等方面参差不齐，日常主要任务是劳动生产，因此必须结合生产进行必要的文化知识教育、生产技术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作为村里的政治、文化中心，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民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在师资薄弱、教员缺乏的广大农村，主要遵循“以民教民”的原则选拔、任用教师，并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对民师进行培训，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

（一）选任培训教师

1.选任教师活动

新中国刚成立时，师资队伍薄弱的情况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甚为普遍。以山西长治专区为例：据潞城、平顺、黎城等十县统计，有冬学4540处。集训过的政治教员1393人，文化教员3416人。如果每处冬学平均一个政治教员和一个文化教员（实际上一个还不够），那么还缺政治教员3147人，缺文化教员1124人。[25]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保证扫盲教育的教师队伍建设。1950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农民业余教育，可酌设专职教师外，一般地应实行以民教民的方针，号召动员一切识字的人做群众教师。”[26]

民校的教员主要通过各乡各村自行聘请，就地选拔任用。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各个地方在教师招聘上想尽了办法，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一是少量的专职教师，即受过师范院校的专业培养，统一分配到扫盲教学的一线岗位，这类教师在农村扫盲教育中非常少。二是兼职教师，主要由当地的小学教师或者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乡村干部兼任。三是群众教师（也称业余教师或义务教师），吸收当地略有文化基础的农民群众或通过扫盲后具有一定基础的识字积极分子，通过培训后上岗。四是“小先生”，即组织全日制的学生充当临时教员。

（1）群众教师

群众教师的特点是利用业余时间（平时和群众一样要进行劳动生产）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其性质是义务的。群众教师所不同的是他们有一定文化，其他不识字的群众则当学员。南阳唐河县蔡庄村扫盲教师马景武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村里开展的扫盲活动：“当时我才16岁，是生产队的记分员，也是村里唯一的扫盲老师，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办夜校扫盲。”[27]

鉴于教员缺乏的实际情况，扫盲教育普遍采取“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方法，其中群众教师成为民校师资的主力军，各地方都积极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或脱盲学员参加教育工作，担任冬学民校教员。群众教师则由群众选举，或者政府部门在了解当地识字的人的数量、文化程度、生产生活、政治等情况后，加以动员选拔。

石景山麻峪村的村干部，找到了正在村上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李芳华，问她愿不愿意到民校当老师。当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5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小丫头……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此时李芳华已经成了村里的文化人。可让她一个15岁的小姑娘，教村里一帮婶子大妈，李芳华心里还真有些打鼓。村干部给她打气：“上过小学就够了，能当老师。”于是，李芳华成了石景山第一批民校教师。[28]

浦城县城郊人民公社西岩大队民师季光泉，解放前他家是贫农户，从小没爹娘，12岁那年为了生活，不得不去为富农家放牛当长工。那时，他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读书，很羡慕。16岁时，他就用做长工积蓄的钱，到五里路远的西坑头，读了两年夜私塾。直到1952年春，桐源村开办了冬学，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学习。第二年他就担任了这所民校的教师。这时，他还是个刚刚摆脱文盲状态、能认得1400多字的人。[29]

当时农村地区能识字的人都是稀缺资源，像李芳华那样，小学文化、十几岁就走上讲台的群众教师为数不少；还有部分像季光泉那样，脱盲后就担任了民师。群众教师的普遍情况是：人数多，年纪轻，知识浅，业务生，干劲大。

（2）兼职教师

民校兼职教员主要由小学教师、驻村工作干部及冬学民校委员会的委员适当分工担任，做到人尽其才。“左权原庄村冬委会具体分配：政治课由支书苗喜江担任，卫生课由青年团委苗永祥担任，文化课由几个义务教员分别担任。”[30]在当时，由村干部担任民校的政治教员非常普遍，村干部参与冬学民校工作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的学习圈外，有利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小学教师兼任扫盲教师，在民校初期是较为通行的一种情况：“1950年冬，我在起新小学时，我们教师每天晚饭后，扛了汽油灯到离校二三里的冬学（民校）去上课。”[31]“小学教师也过度疲劳，该村教员每晚跑二里多地去教冬学，九点多钟才回家吃饭，很少有休息的时间。”[32]由于小学教员本职工作都很忙，民校若过多依靠小学教员，也是不现实的。山西教育厅于1953年1月特为此发布《关于不得乱调小学教师担任扫盲专职教师的通知》，指出：“据各地群众来信反映，不少地区抽调小学教师做了扫盲专职教师，影响小学教育工作甚大，群众感到不满。如临晋一教师来信反映，该县仅在去年12月，就从小学教师中抽调了约50多名做了扫盲专职教师，严重影响小学工作。今后扫盲师资应尽量吸收在乡知识分子及培养义教补充，不得乱调小学教师，以免影响小学教育质量。希即遵照！”[33]此后，小学教师兼任扫盲教师的现象逐步改善，当然在培训辅导民师的工作上，小学教师依然是主力军。

（3）“小先生”制

“小先生”制主要适用于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具体做法是由高小或初小学生（一般指三年级以上学生）对其家庭成员及因特殊原因未能进入民校学习的群众进行识字教育。“小先生”制在革命根据地民校教育中就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其教学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得到应用推广。团中央和教育部1955年11月发布《关于支持全国少年儿童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的联合指示》，将帮助党和政府做扫除文盲工作列为“小五年计划”活动内容之一，要求少年儿童做好“小先生”。曾经参与这个活动的秦九凤回忆道：

在我们淮安区档案馆，至今还收藏着我1956年获得淮安县扫除文盲模范的一张奖状……上小学的我在放寒假时接受学校布置的“一个寒假，包教百字”的活动，俗称“百字活动”。我包教的是我的一位嫂子。她原来一个字不识。我把100个常用字用毛笔写在印有红色“米”字格的纸上，一个一个教。等她认识了，我又将这100个字剪开、拆散，并拣字形相同或字音相近的让她反复辨识，并告诉她差别在什么地方，什么音才是这个字的准确读音。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寒假的教学，我的那位嫂子把一百个字认得滚瓜烂熟。后经区、乡和学校反复抽查，没出一字差错，就这样，我被评为扫盲模范，参加了县、区扫盲积极分子大会。[34]

这是秦九凤回忆她作为“小先生”参加“百字活动”的一个生动实例，从中也可见“小先生”是民师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在民校的师资问题上，“应以小学教员为骨干，以乡知识分子为主力军，以小先生为游击队”[35]。“游击队”恰能形象地说明“小先生”制的特点，无论是时间、地点、教学方式都相对机动灵活：

昨天是文盲，今天小先生；

到处是课堂，学生一群群。

好比种庄稼，种一收三千；

好比星星火，明日要燎原。

是先生的好学生，是学生的好先生；

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手，是扫盲战线上的尖兵。[36]

“小先生”制一般采用个别送教（即一对一教学）的方法，送教对象大多相识，要么是邻里，要么是亲戚或亲属，上课时间、地点、内容等均可由“小先生”和送教对象协商决定。江苏泰兴县后李营小学发动小学生担任“小先生”，在对小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后，他们积极表态：

陈宏祥说：“我的爸爸不识字，我先要教我的爸爸识字。”王月仙说：“我是二年级学生，年纪小，不会教。我每天晚上要帮妈妈做事，好让妈妈上民校。”阚兰芳说：“我家隔壁的阚大婶不识字，以后我每天要到她家里去教她识字。”……张留贯在动员妈妈学习的时候，她妈妈说：“我天天要洗锅碗，带宝宝，没有工夫去学习。”他说：“我每天帮你洗锅碗、带宝宝，你去学习吧！”[37]

“小先生”们采取的办法也很多——“泰兴县常家庄小学高年级儿童肖德卿、肖步宏、赵延寿等深入课堂，帮助民校教师指导学员抄写生字；每天吃过晚饭，分别到小组里帮助学员复习功课。无锡市社西小学少先队队员时会兴以做手势和观察食物的办法，教一个语障者学会了60多个字；江阴县华墅区郁桥小学、金坛县貂社初小等校的儿童自制识字袋，送给学员收藏生字卡；扬中县永治小学儿童自制了60只黑板刷子，送到新壩区扫盲中心校；宜兴县赍村中心小学儿童在辅导员的帮助下，组织了‘扫盲托儿站’，照应小孩，让大人学习”[38]，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4）青年扫盲队

1956年1月，团中央发出《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中的团组织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其任务是组织队员担任民校、记工学习班的教员和辅导员，或担任一项有关扫盲的固定工作。此后，乡乡成立了青年扫盲队，成为扫盲工作中的新生力量。青年扫盲队在乡团支部、乡文教委员会和扫盲协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乡成立青年扫盲大队，村和社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分队或小队。

扫盲队员黄玉清说：“成立扫盲队真好，不但能教别人识字，而且能督促自己学习。”团支部委员于鸿泉说：“这回可好了，有了扫盲队，团支部对扫盲工作有了抓手，再不用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了。”……昆嵛县葛家区套河村的干部因为有了扫盲队的协助，高兴地说：“村里办起学后有三不愁：一不愁工作搞不好，二不愁开会没人到，三不愁民校没教师。”[39]

随着新中国第一批高小和初小毕业生回乡建设，农村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把分散的农村知识青年团结起来，使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担负一定的扫除文盲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扫盲工作的开展。青年扫盲队的出现，不仅解决了高小毕业生回村后的工作问题，而且有效地解决了民校师资不足的困难。

2.培训师资活动

当时冬学及民校的教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河北新乐等16个县4233个义务教员的文化程度为：半文盲101人，初小2978人，高小958人，中学以上的196人，初小程度以下的占总数72％。山西长治等县5441个义务教员中，初小程度以下的占76％。[40]可见，当时农村扫盲教师中初小文化程度者（相当于小学一、二年级文化程度）占很大比例，且普遍缺乏应有的教学素质和业务能力。有的教师对什么是“教案”“分散难点”“边学边巩固”“范读”都不懂，有的上课总是乱抓一把[41]，学员反映是抄的多，讲的少，文化浅，写不了[42]。

因此，对群众教师的培训十分必要。1950年12月，《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必要时举办短期训练班，吸收失业失学知识分子，施以政治思想教育，并辅以必要的业务教育，毕业后，使之参加农民业余教育工作。乡村小学校教职员，并应负责给群众教师以业务上的指导。”培养和训练群众教师的方法，大体包括短期集训和常年培养两个方面。

（1）短期集训

以县、区或乡为单位，召集该区域的所有民师进行短期集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农民业余教育的方针政策、民师的思想认识、教学的基本技能、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原则等。上海市北郊区人委扫盲科《关于民师训练班的计划（草案）》规定：“训练的具体要求如下：1.在提高民师思想认识、明确学习意义的基础上授以识字教学的基本知识。2.在初步明确识字教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教学的具体经验。3.使民师明确学习教学业务的重要性，启发和组织他们开展经常性的业务辅导学习。”

这种集训一年一至二次，培训时间为十天或半个月，培训人员主要由小学教师担任。李芳华与乡里其他几位民校教师一起参加了石景山区麻峪村组织的民校教师集训。她回忆：“集训由麻峪村小学老师主讲，主要是学人家怎么备课，怎么讲课，还要试讲。”[43]在当时，小学教师不仅具有教学经验，且多半是当地人，了解群众需求，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信，所以担当了辅导民师的主责。

（2）常年培养

第一，建立传授站。平时辅导主要以传授（辅导）站的形式进行。通过建立传授总站、分站逐级传授的形式培养民师。一般来说，县（区）设传授总站，各个乡、村设传授分站。传授站一般设在小学或公房内，一般由县（区）扫盲干部任总站长、中小学教师任分站长。传授总站按期确定教学内容或传授提纲，定期派传授员向其所辖的分站传授。传授时间一般一星期、十天或半月一次。如山西潞城传授站“规定七天在区集合义务教员传授一次，具体布置每周的教学内容”[44]。又如遵化县民校教师“传授总站每月五日传授一次，分站每十天或半月传授一次，教学研究小组每星期集体学习一至二次”。传授次数会根据生产实际适当调整，做到因时制宜，如遵化县传授站要求“冬季每十天一次，所有教师全部上站，每次半天；农忙时改为半月一次，每次占下午三至四个小时，各村仅骨干教师上站，回村后负责向其他教师传授”[45]。

传授站以传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交流经验为主，现学现教。有的地方用印发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提纲的办法进行传授交流，能够节约时间且比较方便。“天津市南郊区把农民识字课本逐课拟出中心内容、教学目的、生词注解，印成小册子发给教师。教师普遍反映：这样真能解决教学上的具体问题。”[46]

遵化县传授站1954年冬学普遍开展教学后，从检查中发现教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学思想不明确，任课教师与辅导教师缺乏明确分工，不备课，教学步骤紊乱。县领导便编写了《目前在教学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一文，着重贯彻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指导教师学习了“怎样写教学计划”和“如何备课”。在中滩村检查与改进了复式教学后，编写了《对农忙阶段如何进行课堂教学的意见》，贯彻了教学步骤要“简”、进度要“缓”、内容要“精”、时间要“短”，以及课堂着重讲授新课、分散巩固的教学精神，纠正了教学不顾生产、进度快、学习时间长、影响生产，以及强调生产忙、停止学习的两种偏向。[47]

可见，利用传授站培训师资针对性强，对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等也有显著的帮助。这样培训，也能够有的放矢，比较集中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和益乡迎丰村由于冬季要开展积肥运动，“辅导站就研究怎样结合教学发动学员投入积肥运动的问题”，该村民校教师任开华在辅导站会议上说：“上次办法用完了，这次再来讨些办法。”[48]

第二，成立教学研究小组。教学研究小组也叫备课组、辅导组，一般以乡、村或生产队为单位，组织民校教师集体备课，交流教学经验等。教学研究小组一般来说按照不同班分别组织，目的是为了教学内容一致，便于研究辅导交流。传授站与教研小组通常可以串为一个整体，即总站传授—分站传授—教研小组备课。1956年，江苏省教育厅在《发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扫盲业务辅导工作》的通知中规定：“教研组由乡传授站具体领导，经常进行以下辅导工作：1.指导群众教师备课和到民校听课；2.向群众教师进行义务传授；3.指导群众教师进行观摩教学等活动。”

教研小组的活动主要包括示范教学、教学观摩、定期集体备课等。[49]其中，定期集体备课即是召集民校的老师，组织大家研究讨论，共同改进教学方法，以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辽宁省复县沙坨村“19个民校教师每星期用一天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和集体备课，并订出一周的进度和工作计划”[50]。示范教学是最为直观的辅导形式，大多由有经验的小学教师担任，示范如何备课、如何上课、如何教生字等。小学教师殷玉范回忆道：

我教给他们怎样备课、上课，并给他们示范教学。我发现他们教生字，只知道领读、齐读，学员学过后巩固不住，在示范教学时，就特别注意了教生字的多样化方法，并告诉民师在教学时，除了领读、齐读外，教师还要注意帮助学员了解字义，然后用字连成词，用词连成句，反复认读和抄写。没学会几十个字就连成很多词句，学员学起来才有兴趣。[51]

教学观摩则邀请全乡或同组的民师进入小学课堂进行观摩学习，或小学教员进入民校进行示范教学或随堂听课，或民师与民师之间进行教学交流，取长补短。一般来说，选择教师教学能力较强、学员成绩较好的班为观摩对象，观摩前会指出观摩重点和应当注意的事项，观摩后组织讨论，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南通县平潮区云台小学教师……在听课中，发现了学员对生字不能搬家的现象，马上自制了200个生字卡送给民校教师，以便在教学时运用”[52]。

第三，举办教师进修班。教师进修班是选择固定时间对民师进行系统培训的一种方法，由小学教师和扫盲干部负责教学，讲授备课、讲课、布置作业的方法。进修班大多固定时间上课，如：“江西省湖口县马影乡的类似组织叫作‘星期五学校’，每周五上课一次，聘请当地小学教师讲授语文和算术。”[53]来安县新河小学“为提高民师的业务水平，经过乡、社研究同意，举办了一所民师进修学校，每两个星期集中全社民师上课一次，时间半天，由小学校长或教师上业务课”[54]。学习方式采取课堂教学、报告会和现场参观相结合。这种进修班对讲课人员的条件要求较高，利用业余时间集中上课，有安排，有计划，在文化和业务上对民师进行具体的指导，以利充实提高。

第四，小学教员的平时辅导。发动小学教员经常性地走进民校，划片包干，分工负责，有针对性地帮助民校教师解决实际问题。先由区里划定各校的辅导区，再根据教师课务的轻重，由各校把自己辅导区内的民校班分配给个人负责。这样，小学教员可以掌握民校情况，进行具体的帮助，也便于他们统一安排工作和合理支配时间。来安县新河小学要求“每个教师负责辅导三至四个生产队，并帮助生产队组织发动群众入学和经常对民校进行业务辅导。”[55]辅导中做到“三定”，即定人——什么人去辅导，定时——什么时间去辅导，定班——辅导哪个班，对民师业务能力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切实的作用。

安徽省休宁县雀舍小学教师吴树林，在民校开学初期，首先帮助民师熟悉教材，掌握教材重点，拟订教学计划。他和民师共同研究教材的深浅难易，分析学员的接受能力，并根据生产季节的忙闲，力求使计划订得切实可行。……吴老师在业务辅导时间内，总是努力教他们学会如何备课、如何安排动静搭配、如何使用小黑板等。当民师初步掌握了大单班教学方法后，他还花了不少精力传授怎样备好一堂课的知识。他要求民师首先熟悉教材，然后再分析教材，掌握教材重点，找出教材的内在思想，确定这堂课的目的要求，最后编写出简单的教学笔记。在指导民师怎样布置作业和批改作业方面，他举出许多实例说明在布置作业时要注意掌握精短、明确、通俗、实用的四项原则。批改作业要及时、细心，重视学员的学习成果，批语要用正楷书写。[56]

3.民师的薪资待遇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校大多数教员的工作都是义务性质的，这正是群众教师也被称为义务教师的原因所在。

千峰在《华北平原旅行记》中记录道：“我问到民校的教员有没有报酬？吴化民回答全部都是义务制。学生仅在教员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帮助他做几天工，村公所对教员的优待是免除他在村上担负勤务的义务。……今天民校教师没有报酬，工作却比过去更加勤勉，这正是新旧两个社会的写照。”[57]

群众教师有自身的生产劳动任务，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教学的，需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如何解决民师生产和教学的矛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了调动广大群众教师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给予了相应的照顾。在合作社建立之前主要采用帮工办法，以社办学后逐步以换工记分、生活补助等方法，解决民师的生产、生活困难。河南密县的旗帜社建社以后，规定每天给教师工分一分半，但记工经常不及时，有时几个月不过账，甚至忘掉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本着“脑力劳动换体力劳动”的原则，聘请两位教师，规定在两年内，扫除社内70名文盲半文盲。计酬办法是：文盲每人分担35分，教师实得32分，其余3分作为奖励分（机动）。给付报酬的时间是两年内每年的夏季和秋季，夏季交30％，秋季交20％。这样一来教师比较满意，不必再过多地考虑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教师樊留增说：“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完成教学任务。”[58]

换工互助，即根据教师实际误工的多少，具体算账，由群众民主讨论，学员共同兑工分予以补偿。有的规定每个学员每年给教师顶一个劳动日，或者每月给教师拨一两个工分。也有的把教课、备课的时数折算为劳动日，按分红标准，由社里统一给教师记工分。如武安琅矿村民校“教员上课采取换工方式，每上课四次算一个工，由民校按工给予报酬”[59]；也有的根据教师扫除文盲的数量，按一定比例记分；还有社内学员给社外教师献工、换工，或者社外学员给社内教师献工、换工的。除此之外，有些地方根据教师的教学成绩，进行精神上的表扬和奖励，并酌量给以物质上的补助。

（二）文化知识教学

新中国初期，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而识字学文化是提高政治觉悟、生产技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民校作为农民业余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为此就要开展文化知识教学。

1.教学内容联系实际(https://www.daowen.com)

民校教育，如不符合农民的口味，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就不愿意学，就会觉得上民校白费时间不顶用：“新桥港村的民校教师吴阿公发现，有的学员进校时热情高，但不能坚持。他问学员，学员说：‘有些实用的知识易学易记，学了还能用，学起来有味道；与生产没有联系的知识，不容易记牢，没有信心，就坚持不下去了。’”[60]因此，民校的教学内容应紧密联系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争取良好的学习效果。

枝城市姚店区莲花乡义务民师陈辞回忆说：“政府颁布了脱盲必识的1500个生字，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并未按照排列顺序进行教学，而是从当时农民的需求和日常生活中急用的生字入手。如农活、庄稼的名称，日常用品的名称，自己的姓名，相互的称呼等等，结合生字开花的办法进行教学，学员学习兴趣浓，识、写、用的效果很好。”[61]

由于大多数学员都是初学识字的人，接受能力有限，因此识字教学大都从农民生活中最常用、最实用的生字入手。这不但包括了日常用字，而且内容生动具体又切合实际：教“十元”能看懂票子；学数字可以让群众在买卖东西时，便于计数；学人名、村名便于送信少跑冤枉路，查路条不用再跑去找人看；学农具、农活名称，便于看懂“劳动手册”；学数码、记账格式，可以学习记工账；等等。

河北省武安县三柏树村国庆农业生产合作社民校的情况是这样的：“社里买来双轮双铧犁，教师就教学员写‘双轮双铧犁’5个字。学员白天参加割谷子、砍高粱、摘棉花、碾场等劳动，晚上教师就教他们写这些农活的名字。这样教，学员很满意，都高兴地说：‘用啥教啥，学着痛快，记得牢靠！’”[62]再如山西省汾西县大郡乡府底村民师郭长福，“他根据一年的生产情况，仔细研究全部文化课本的内容，先讲哪些，后讲哪些，事先都统一做了安排。如在农民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他讲解‘怎样订计划’的课文”[63]。这样的教学，能够让农民把学到的知识马上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做到学以致用。

根据农民的切身需要来确定教学内容，在用中教用中学，可以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这样他们就能把学到的文化知识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真正享受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2.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大家进民校》中，记录了一个民校上“复式教学”课时的有趣情景：

教学开始了，老师要求学习《识字课本》第一、第二册的学员们，把一个个生字的音读出来，并且解释它们的意思。接着，又叫好几个学员到黑板前去默写、改错字。学习《识字课本》第三册的学员，在认真地练习写字。他们写的是《识字课本》中的一段民歌：“梦中想起了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中国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飘红旗。”……教学过程中，有一个学员不肯到黑板前去默写的时候，学员陆礼康喊着：“同志，要自觉地去写！”那个学员说：“我吓得来！”他又鼓励说：“胆大些！”这个学员到底走到黑板前去默写了。[64]

民师平常是如何进行课堂教学的呢？现以《识字课本》第三册《我是怎样当饲养员的》教学情况为例：

教师把作业本发给学员，然后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问道：“同学们，‘称’字这样写对吗？”

学员一起回答：“不对，称字是禾字旁，不是木字旁。”

教师用红色粉笔把“称”字的“禾”旁描了一下说：“对，称字是禾字旁，有的同学写错了，下次写的时候要注意。现在，我们把第16课的生字、新词复习一下。”

…………

接着，老师板书第17课的生字、新词“饲养员、宗、油光水滑、槽、摸、驴、草帘、不仅、垫、遛遛、扫帚、舒展、舌头、舔、擦、匹、驹、瓢、泼、捞、抖”（画横线的是熟字），然后教师说：“现在咱们学第17课的生字、新词。饲养员是干什么的？”

学员一起回答：“饲养员是喂牲口的。”

教师说：“对，大家注意。‘饲’字是‘食’字旁加个‘司’字。”

教师指着“宗”字说：“这个字念卩乂，‘杨少宗’的‘宗’，是饲养员的名字。这个‘宗’也是‘祖宗’的‘宗’。‘宗’字是什么头？下面是什么字？”

学员齐声回答：“宗字是宝盖头，下面是‘指示’的‘示’字。”

教师就用这种教法教完其他生字、新词。每教完五六个生字，教师让学员齐读一遍，教完全部生字、新词，再让学员齐读了几遍。[65]

每次上课，民师会进行点名。“1950年初冬的一天，我们村的民校开学了。到校的人很多，民校义务教师党典告手拿学员花名册，一一点名。”[66]民师在上课前，要进行备课，主要准备上课内容及教法，具体包括今天教哪些生字、怎样发音、如何教群众写、怎样解释生字的字形字义、如何将生字联系实际以及生字的用法等。

民校课堂教学的步骤大体上包括：教师板书生字；教师读、讲，解释字义、课文，并和学员共同分析字形；教师领读，学员跟读；接着认写，由教师示范，学员跟着抄写、默写；复习巩固。由于农民学习有课外复习时间较少、“事多善忘”的特点，因此教学的时候，比较注重精讲多练，每次所讲的东西，都要让学员在课堂上多做练习，做到初步巩固。另外，在课堂上还要留出一定的时间，有计划地指导学员复习学过的东西。

由于汉字的特殊性，如每一个字都是由不同数目的基本笔画构成的，因此民师在教学时，会尽量遵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先学笔画少、较容易学的字，再学笔画多、较难学的字。“米脂姬家沟教师李鹏翼教‘李’字的时候，他便问学员们学了几个字，学员们都说：‘一个字。’他说：‘你们识了七个字，不信，你们看！’他慢慢地在黑板上写‘一’‘八’‘十’‘木’‘了’‘子’，凑起来便是个‘李’字。”金县南山区前关村冬学教师教“锄”字的时候，他对学员说：“‘锄’字有个‘金’字旁，‘金’是金银铜铁的‘金’，凡是有‘金’字旁的字，都是金属。”接着他在台上问：“咱们用的锄是什么做的？”大家答：“铁打的。”教师又说：“因为锄头是铁打的，所以‘锄’字旁一定有一个‘金’字，‘金’字就是代表这东西是金属打的。今后大家记住：一切铁打的东西，名字都有一个‘金’字旁。‘金’字旁边一个助字，‘助’字是声旁，说明‘助’和‘锄’的声音差不多，是用来注音的。”[67]教生字时，民师多注意联系汉字规律，并结合农民生活经验丰富、理解力较强的特点进行教学，充分利用群众所熟悉的事物和语言来进行讲解，使学员容易理解接受，并且感到亲切。

根据不同的情况，教生字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滚雪球、传水牌、小先生送字、小黑板、互教互学、实物标字、象形拆字等教学方法，全可灵活使用”[68]。如见物识字，把“盆”字贴到盆子上，把“车”字贴到大车上等；识字灯，用纸盒糊的，四周写上群众熟悉的字词，挂在人多必经之地；绘图识字，小米的“米”字根据字形画成谷草形状，再说它的写法。再如，“莘县城集编的补充教材是‘天气暖，立了春，赶快耙地和送粪’，便在黑板报上画上‘耙地’‘送粪’的画，旁边写上字，便于群众学习，也帮助了记忆”[69]。同时，还广泛运用卡片、轮回、家庭黑板、家具登记、记日记、读报与应用文等，将革命根据地时期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许多方法，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三）时事政治教学

民校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政策时事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其中政策时事教育的内容，会由于每年不同的时政、地区、对象和需要而发生变化，须紧密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进行。

1.课堂政治讲解

民校设立政治课，有计划地定期向学员进行课堂讲解。政治课的时间不一，或一星期一节或十天一节或一星期两节等，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许多农民文化教材都含有政治教育的内容，运用这些课本，结合群众思想实际和当前中心工作，向学员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课堂讲解，商讨和解决生产、生活中一些突出的思想和认识问题，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为了上好政治课，每周由乡政府召集所有民校教师集体备课一次。必要时让群众教师参加村干部会，具体地了解当前中心工作的内容。在课前，群众教师和村干一起搜集群众的思想情况。”[70]

民校的政治课讲解活动，不仅推进了中心工作的开展，同时使群众的思想觉悟得到普遍提高。该社痛打耕牛的王五德懊悔地说：“牲口是社里的公共财产，咱们靠牲口种地哩，以后我保证再不痛打牲口了！”

李佩英在讲课中能随时注意学员的情绪，并不断改进教学。她上政治课时发现学员总是请假，即刻深入了解到学员不喜欢听大道理，听起来和嚼木渣一样，没滋味。她马上改变了讲课方式，多举实际事例，从本村的变化谈到国家的变化，从梁军讲到本县的模范军属刘桂香，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讲完以后，有的学员问：“今天不上政治课吗？”李佩英说：“这就是政治课呀！”学员们都笑着说：“这样的政治课我们真爱听。”[71]

李佩英在教学中发现老年人不大爱听大道理、新名词，她就多讲些实际事情；青年人有热情，有远大理想，她就多讲前途，讲五年计划。可见，政治课的讲解要因人施教，多联系农民身边的真人实事进行讲解。课后，组织大家积极讨论，从中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消除思想顾虑。

2.组织时事读报

在农民业余文化学校，学员们上完课，便组织时事读报，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教育。读报的内容可自由选择，一般来说以有关中心工作和生产任务的材料为主，因为群众对这些材料最关心，最迫切需要了解。此外，道德教育、卫生常识等也常有涉及。

民校作为对农民进行时事教育的重要场所，用报纸上活生生的实例和报道教育群众，能够让农民不脱离社会，对国家大事有一个及时的了解，对各项政策的背景及意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3.进行时评宣传

包括说唱大鼓、快板、演戏、漫画、广播、电影、舞蹈等，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等。以荣阳县司马乡东司马村新路、新明农业社为例：

在粮食统销补课时，编制了一套《粮食哪里去了》的幻灯片，用本乡本村所得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的实际事例，说明粮食卖给国家对农民的好处……秋收工作中，党支部号召要做到“细收细打”“颗粒还家”，但是有的社员还认识不足，有的说：“吃馍还掉个渣哩！”有的说：“一个村百十户哩，撒一星半点哪能免得了？”俱乐部根据党支部的布置，编了17篇稿，在黑板报上写和地头上唱着《细收细打》的快板，举办了《细收细打》的展览会，把挑掉的玉米、谷子和各种庄稼落下的小穗头，缝在硬纸板上，下边写明每亩地由于不细收细打少收的细账。参观的人看了以后都说：“一粒一穗不拾净，算起细账来，可真是惊人，以后再不能大意了。”[72]

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或社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及时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抓取生活、生产中的一些真人真事、典型事例进行针砭或表扬，农民群众不仅能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更关心社里的公务，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

（四）农业生产教学

1.学习内容与生产需要相结合

农民对技术教育的热情很高，生产技术是民校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由技术教员定期或者按照生产季节有计划地进行传授，采取教材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生产技术教育传授诸如深耕细作、养殖牲畜、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和品种、增加肥料、防病虫害等农业科学的知识与经验。下面以《民校生产知识教材》（第一册）（山东省实业教育厅编，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的目录为例：

第1课：烧土（燻土）和漚土；第2课：用尿浇地的好榜样；第3课：碱土可以肥地；第4课：好粪坑好比聚宝盆，孬粪坑恰像化钱炉；第5课：三叉鐝头；第6课：耘锄的构造、好处和用法；第7课：怎样喂养耕牛；第8课：怎样改良牛种，繁殖耕牛；第9课：常见的几种鸡病和防治法；第10课：鸡窝要合乎卫生；第11课：最好养什么样的鸡。

由此可以看出，民校教学内容贴近群众的生活生产实际，都是农民日常的农活农事。在讲解农业常识的同时增加了科学常识、改进生产及运用新技术等内容，并附上了讨论题：“1.这里介绍的烧土和漚土的办法好不好？道理在哪里？2.谈谈你的烧土和漚土的经验。”（第1课）“1.好的牛要合乎哪些条件？你家的牛怎样？2.谁牵着牛到种畜站去交配过？结果怎样？”（第8课）……可见，民校的生产课教学以农事为活教材，从农民的生活生产经验入手，以引导、提高为目的。

在教学上，民校将学习内容联系生产，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做，边实验边推广，在“用”字上多下功夫。技术教学，凡是可以到现场的，就到现场去讲，若是课堂讲解，则设置实物标本。有的地区为了满足生产上的客观需要，成立各项技术的专门学习小组，由民校统一组织领导。

2.教学方式适应农民实际情况

民校一般将生产课安排在文化课之前或之后进行，或结合文化课进行。除利用班级教学和集中时间学习外，有时也采取分散教学的形式，两相结合。由于农民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环境中，心态上多表现为现实、守旧、求稳，因此民校进行生产教学尤其是向农民介绍一些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时，不能急于求成，而往往需要下一番启发、说服、带动的功夫。

（1）用具体事实启发说服

要使农民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就应让他们亲眼看到现实成效，不然尽管讲得天花乱坠，一切都等于纸上谈兵，毫无作用。因此，民校进行生产教学时，必须用具体的事实来启发说服。

阜平县崔家沟模范民校教师陈继和在民校里讲，要想根绝枣步曲（吃枣叶的害虫），一定要先捉蛾子。他说：“枣步曲是蛾子下了子才生的，打一个蛾子，抵住打几百枣步曲。”学员们都说：“这是洋学里的道理，靠不住！”他们认为枣步曲是“神虫”，“虫王爷散了灾，打蛾子不中用”。有的半信半疑，也不肯照做。于是他就选了四棵枣树，亲自试验，每天晚上到树底下去捉蛾子，这样做了十来次，结果他的四棵枣树，步曲生得很少，省了许多工，而且枣子结得特别多。到第二年清明前后，没有再多宣传，好多人家晚上都去枣树地捉蛾子了。[73]

这反映了农民较为普遍的心理，他们不太愿意相信书本上介绍的知识和技术，只有亲眼所见，他们才会心服口服。因此，在进行生产教学时，须让农民看清事实的真相，用事实去启发、说服、带动他们。南京市郊大胜乡“今年春天红蜘蛛危害麦苗，农民本来以为这种红蜘蛛是年年有的，不算什么。经过民校教师破开红蜘蛛的肚子，给学员看到红蜘蛛是吃的青麦苗，并讲了红蜘蛛的危害性，西寇村、中埂村农民才行动起来，消灭了100多亩田的红蜘蛛”[74]。

（2）结合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进行生产教学时，民校不时地遇到一些阻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民校将教学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使他们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有利，怎样做对自己有害。只有当他们有切身的体会时，工作才容易开展下去。

山西省平顺县四区耽车村，落了透雨之后，民校就根据区里的布置，宣传赶早下种。村里许多人都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老年人传留下来，早种要出‘露心’。”有的说：“清明谷，不如不。芒种玉茭粗辘辘。”意思是种得太早了不如不种，芒种种玉茭也不算晚。……经过反复讨论，人们的思想才慢慢搞通了。[75]

农民大都信奉自己原有的经验，不愿意轻易抛弃老经验，往往表现出循规蹈矩、不善创新的行为。因此在生产教学时，不仅要使农民了解事实的真相，还必须进一步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能给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看到实惠和利益。如石家庄郊区有些村子，请农专的学员到民校上农业生产课，讲了优良品种的好处，并从公营农场里带来优良品种，分配给各户。秋后收获下来，产量果然比过去提高了许多，农民这才乐意种植新种子，还编了新的农谚。1950年《人民教育》所载的《农村中破除迷信开展生产卫生工作的经验》中说：“要想生活强，年年种四洋（指洋麦、洋棉、洋谷子、洋白薯）。”

（3）适应农民的认识程度

农民在旧社会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对新社会的新事物一时不易接受；因此必须根据他们的认识程度和经济状况，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耐心地解释说服，切不可急于求成。

河北省平县槐树村，区里发来了优良品种“八一一”谷，让村民试种，可是那谷种在村公所里一直放了好久，也没人动它。直到秋天，看到邻村种了“八一一”谷，没有被风刮坏，区里的工作同志又动员了一番，第二年，村里的人才愿意种“八一一”谷。[76]

求稳怕乱的心理、单薄的经济实力、无常的自然条件等，使农民在面对新变化新技术时，也总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要更新农民的思想观念，不能靠强迫命令，不能提过高的要求，而必须考虑农民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民师在进行农业生产教学时，应多鼓励多引导，增强农民群众积极学习、主动实践的热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