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与实践性
综合性与实践性也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特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就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这两个突出特点，即语文课程既是综合性课程，同时又是实践性课程。对此，吕叔湘曾有过深入分析：“总起来说，语言是工具课，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工具课，不能理解得太狭隘，太实用主义。白猫黑猫，会逮耗子就是好猫，要看逮住几只耗子。光逮住一个作文还不是最好的猫。还要逮文学欣赏，逮语文知识，逮百科知识，多多益善。要不然怎么说语文课是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呢？……不妨跟数学比较一下，无论是知识还是能力，都一辈子有用，不管升学不升学。”[75]
张传宗认为，语文教学有基本任务与其他任务之分，工具性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则属于语文教学的“其他任务”。他在《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1984）中说：“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是基本任务，思想教育是重要任务，文学教学和知识教学是应有任务。总起来说，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当是：在小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熟练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在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过程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要进行文学教学和知识教学。”[76]
胡勤在《语文认识论》（2014）中归纳语文教学有三个特点：一是基础性，二是整体性，三是实践性。他从“整体与部分”“学习者与知识”“‘我’和‘你’”“语言知识与文章教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思维”等几个方面论述语文教学的“整体性”，实际也就是“综合性”。语文教学实践性的本质是语言实践，是以语言实践工具，以语言内容和方法为实践对象。语言既是语文教学的对象，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工具，既是内容也是方法。语文教学实践的目的，一是交往、沟通，获得理解；二是参与、经历，获得体验；三是认知知识、探求真理。[77]
新课改以来，语文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受到重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成为语文课堂教学的“常态”，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注重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运用所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本来是新课改的理念，只是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颇，使语文课堂教学陷入种种误区：似乎课堂气氛越活跃越好，教师讲得越少越好，提的问题越开放越好，学生表现越自由越好，把语文课讲成综合实践课。其实，这种现象早在1960年代就曾遭到过批评。如，某小学二年级教《小树》一课时，教师读过课文，就分析它的思想内容，根据课文思想内容提出几个题目，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联系每个人的实际行动来讨论。讨论之后，小组长再综合大家的意见，代表小组在课堂上发言，最后教师综合各级发言，作出总结。他们给这种教学方法起了一个名字，叫作“讨论式教学”，花了学生许多时间，同样没有进行语文基本训练（特别应注意的是一二年级语文的主要任务是识字）。其实，工具性与综合性并不矛盾，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特征，首先应该落实它的工具性教学目标，即培养识字写字、阅读、写作能力，掌握语言文字工具，其次才是它的综合性目标。
我们今天要全面理解语文的综合性与实践性，不仅要考虑到语文学科的左邻右舍，即它与政治性、思想性、人文性、文学性的关系，还需要从语文教育的发展演变上来审视，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才能看得更全面、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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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7]教育部考试中心：《2020年全国高考命题解析》，载《中国考试》2020年第8期。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分别见于“前言”第4页和正文第4页。
[9]顾之川：《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载《中学语文教学》2016年第3期；《高考语文如何落实核心素养》，载《中国考试》2018年第10期。
[10]窦桂梅、胡兰：《“1+x课程”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载《人民教育》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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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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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2页。
[19]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183页。
[20]顾黄初、李杏保主编：《二十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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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蒋仲仁：《指导学生多读书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见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编《语文教学研究》（第一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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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张传宗：《语文学科理论的两个“基本”和三个“带动”》，载《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4期。(https://www.daowen.com)
[37]吕叔湘：《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见《吕叔湘全集》（第11卷·语文教学论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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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葛红兵：《中小学语文教育应是人文教育》，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
[51]孙绍振、钱理群：《对话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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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宋文翰：《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见李杏保等主编《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下），语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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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叶圣陶：《文学工作和语言教育——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见《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71]葛红兵：《中小学语文教育应是人文教育》，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9日。
[72]张志公：《提倡两个“全面发展”——答〈语文学习〉记者》，载《语文学习》1996年第2期。
[73]王尚文：《“人文说”和“工具说”的分歧》，载《语文学习》1997年第7期。
[74]刘国正：《阅读教学管窥——学习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一得》，见《刘征文集》（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第282页。
[75]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1期。
[76]张传宗：《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见张鸿苓等主编《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页。
[77]胡勤：《语文认识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