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查导向：从注重知识到知识与能力并重

在考查导向上，语文考试从注重语文基础知识到知识与能力并重，注重全面考查语文学科素养，尤其注重对实际应用和创新能力的考查。

1977年，由于高考中断11年后刚恢复，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语文高考注重考查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包括标点符号、词语、语病、汉语拼音、语文常识（文学、语言及工具书常识）和文言文翻译，作文也注重考查实用性写作能力，如缩写、改写、读后感、命题作文、看图作文等形式。这种命题导向有利有弊，总的来看，利大于弊，为在全社会纠正“文革”时期的乱象、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但也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死记硬背、应试教育倾向等埋下隐患。(https://www.daowen.com)

1983年，语文试卷的分值由原来的100分增至120分（1993年增至150分）。1984年进一步改革，由单纯的知识立意转向知识与能力立意并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试卷结构，形成“现代文”（40分）、“文言文”（30分）、“写作”（50分）三大板块。二是弱化语文基础知识，基础知识由最多时的45分（1978）减至10分（1984），1985年又增至20分。全国卷一直坚持考查“语言知识及语言运用”，而不为新课改淡化知识的潮流所动，今天看来是颇有眼光的。三是将现代文阅读引入高考，选文以社科论文为主，注重名家经典，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84），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史记汉书》（1985），吕叔湘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1995），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1997），陶行知的《创造宣言》（1999）。后来也有当代作品，如宗璞的《报秋》（1998），鲍昌的《长城》（2000），林非的《话说知音》等。1986年，我国启动“863计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人们的共识，科技文阅读逐渐进入高考语文试卷，如加德纳的“哺乳鸟”（1986）、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1989）、《未来的通信手段》（1992）等，这样就形成了社科文、科技文和文学作品交替出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