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对于郭嵩焘的政治思想，一些重要的通史和思想史著作都有所描述和研究。如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刺激—反应”研究模式下，描述了面对西方力量、财富的冲击中国最初的反应，将郭嵩焘列入改革家之列，多处论及他的政治改革思想。[3]台湾学者陆宝千的《清代思想史》研究了郭嵩焘作为理学家的洋务思想。[4]朱汉民主编的《湘学原道录》研究了郭嵩焘的道统观。[5]涂鸣皋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评传 郭嵩焘》中指出，郭嵩焘具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6]
在专门研究郭嵩焘生平和思想的著作中，美国学者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作为一本成功的人物传记，将郭嵩焘的生活、思想、感情三者紧密结合，将其一生放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时代与环境中来加以观察，但侧重点并未放在郭嵩焘传统学术思想的学理分析上。[7]
台湾历史学家郭廷以编定的《郭嵩焘先生年谱》，呈现了谱主的生平经历及学术思想之发展历程，概述了其事业及核心思想；[8]陆宝千的《郭嵩焘先生年谱补正及补遗》利用郭氏之文集、奏疏、日记及其他史料，对《郭嵩焘先生年谱》加以补正及补遗，注意选取“有关政情及谱主政见者”；[9]黎志刚的《郭嵩焘的经世思想》一文提出，郭嵩焘为实现通经致用的理想，对中国古籍重新加以时代的解释，以作为变法的依据。[10]
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着重分析了郭嵩焘的政治、外交、洋务思想，文中指出，郭氏所称的西方“政教”，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教育、人心风俗等内容，实际是指“三位一体”的整个欧洲文明。[11]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辟专章探讨了郭氏“君与民交相维系”的政治思想，具体分析了“振厉朝纲，和辑人民”的政治改革方案，“严以驭吏，宽以抚民”的吏治思想和法制思想，“鼓舞人才，全赖赏罚”的用人思想；又在分析郭氏“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伦理思想中指出，所谓“政教”是政教风化的简称，虽包括政治的内容，但更多的是指伦理道德。[12]萧栋梁在《郭嵩焘独特的洋务观》一文中提出，郭氏循习西洋“政教”和“纪纲法度”的实质是在中国推行议院制的政制。[13]
张静的《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对湘军事业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对郭嵩焘的思想、思想来源、文化载体以及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开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重要地位作了深入研究。[14]
孟泽的《洋务先知：郭嵩焘》在介绍郭氏生平的同时，对其极富现代感的洋务思想进行了全面解读和精彩评价。[15](https://www.daowen.com)
以分阶段研究视角来探讨郭嵩焘政治思想的论文主要有：王强山的硕士论文《试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以“明君、贤臣、顺民”为基本的政治分析模式，重点梳理了郭嵩焘早期的政治思想，并试图从“虚实” “知行” “渐急” “本末” 等哲学范畴来阐述郭氏后期思想突破与超越的理论渊源。[16]王俊桥的博士论文《晚年郭嵩焘研究》认为，郭氏的贤人政治思想，是变通政治而非改革政治体制，他处在保守与开新的矛盾之中。[17]
以分领域视角来研究郭嵩焘政治思想的论文主要有：吴和庆、万里的《郭嵩焘政治思想发微》认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有着既囿于传统但又试图突破传统的性质，如果将郭氏极为丰富的政治思想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来，那就是：国家得以治理，其关键在于理顺君、臣、民的关系，廓清三者的职责。[18]易惠莉指出，郭嵩焘通过对中西政治体制、中西政治统治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西洋以民主立国，“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西洋治民以法”，而“中国治民以德”。[19]小野泰教以士大夫观、英国政治观为中心，比较了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政治思想。[20]李新士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探讨了郭嵩焘的洋务观，他指出，郭氏在政治制度方面，对英国的君民相维系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很是赞赏，对英国法律所要求的人人平等尤为羡慕。[21]张家国、张静认为，郭嵩焘向国人展现西方法治社会的新奇景观，引进西方法学著作，培养精通西法的人才，在晚清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22]肖永明、陈冠伟从晚清湖湘礼学、社会学的视角，运用《郭嵩焘全集》中的一些材料，深入研究了郭嵩焘礼制（礼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学术贡献。[23]
关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有：第一，郭嵩焘对西方教育的考察与认识。王兴国概述了郭嵩焘对西方教育科技的考察情况和得出的“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的考察结论。[24]夏泉以西学东渐与郭嵩焘开眼看世界为线索，论述了郭氏的教育考察活动及其认识成果。[25]贺金林认为，郭嵩焘详细考察了英法等国的学校布局与教学方法、教育体制与教育法令以及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为国人呈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26]第二，郭嵩焘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彭平一梳理了郭嵩焘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理论及其特点。[27]第三，郭嵩焘对中西教育思想与制度的比较。庞世烨认为，郭嵩焘对文化结构的认识可综合为心—政教—器，这和我们今天对文化结构（心理层面、理论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的认识不谋而合，郭氏认识到中西文化教育制度的差异在于西方学校教学内容“一切致为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章句之儒崇尚八股文。[28]第四，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文定旭概述了郭嵩焘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两个方面：渐进式地普及教育和变通学校章程。[29]熊乡江在《郭嵩焘与严复中西文化观之比较》中提出，在教育目标上，二人均力主为学应与求仕分开，教育不应只是选士的工具。[30]杨小明、庞雪晨认为，由反对者针对天文算学的观点来反向分析郭嵩焘的教育思想，可见郭氏在教育目的上主张所学应与士进判分为二，学校应为学问而教，学子应为知识而学。[31]
学界对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多层次、多面向的特点。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密切相关。郭氏曾提出了“以通商为本” “以政教为本” “以人心风俗为本”的观点，对此，学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评价。其一，认为郭嵩焘的认识超越当时只限于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认识，郭氏强调从制度层面，强调从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32]类似的观点较多，诸如，“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33]。其二，认为前说（郭氏已认识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第一，郭氏的“三个为本”，并无时间先后顺序；第二，郭氏明确指出人心风俗对于政治制度的依赖性和从属性；第三，郭氏在人心风俗建设方面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仍是封建的，丝毫未见在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的轨迹，“三个为本”与其说是他学习西方、办洋务思想的最高发展阶段，毋宁说是他对洋务思想的反动，恰恰反映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34]其三，有论者提出，郭嵩焘所说的“朝廷政教”，至少排除了已无“朝廷”可言的美法式民主立宪模式。郭氏思维指向的重心不过是将三代之治、圣人之教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对照且相融会，找出共同点，再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重建秦汉以来失落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35]郭氏对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学习，虽远超出同时代之人，但他对西方历史和人文知识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说郭嵩焘通过对西方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比较研究后，“预见”到必须有一个从思想意识层面学习西方的阶段，此种言论揄扬过甚，不符合实际。实际上，郭氏的确抓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但这不是通过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学习达到的，而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整体观察达到的。[36]其四，有论者分析了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的时代语境问题，指出“政教”说是“师夷”说和“务本”说的折中，不仅是对洋务派观点的发展和超越，同时也分享了那些向来被归为顽固派的观点。“政教”说蕴含了中西之间道一理同的预设，使郭氏认识到中西之争不仅是力量对抗，更是文明竞争。[37]
相似地，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的复杂联系亦影响时人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郭嵩焘以政教为本，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因此郭氏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38]一种意见认为，郭嵩焘在封建庙堂上创议“循习西洋政教”，成为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39]一种意见认为，郭嵩焘代表着洋务思想的新时代趋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洋务理论家。[40]一种意见采取发展、综合的策略，认为郭嵩焘上承经世派，下启维新派，是洋务派中形右而实左的思想家，是晚清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史上对内求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行者之一。[41]
本书认为，现有研究成果为论题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借鉴意义。但有关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仍显得较为薄弱，主要表现为对郭嵩焘是怎样观察、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在晚清的困境和选择这一重要问题，仍缺乏较为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此外，郭嵩焘的制度论既涉及具体制度设计的问题，如行政制度、经济制度、外交制度、司法制度、社会教化制度等，又关涉政治体制等各项制度的精神实质（求实、便民、“公天下” “利天下”等）问题，对这些都需要作出翔实细致的研究。因此，本书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采取先分而述之，再合而论之的方法，并尝试从形而上和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