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的王道理念
郭嵩焘以“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的独特体认，切入了“天下为公” 的儒家王道政治。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提出了“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的观点：
汉时国有大政，公卿会议，下逮议郎，皆可直摅所见，上赞军国之至计，人主亦常屈群议而从之。言者不以为嚣，大臣不以为忌，天子亦不以为功。故以为听言之广，后世无若汉者。惟其以实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今之叔皮不难其人，而能与朝廷之议者，旷世无由一见，人才何由而兴，国政何由而善哉。[11]
这种“天下为公”的王道理念，成了贯穿郭嵩焘一系列政治主张的一条主线。郭嵩焘的“公天下”理念具体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完善军机召对制度。郭嵩焘入值南书房，提出了完善大清军机制度的大胆建议。郭氏云：
臣愿皇上召对大臣，责令直摅意见，其间学识具备、阅历有得及依人为俯仰者，精神意气迥不相侔，皇上于此略其文而详其实，宽其小而务其大，使情意足以相通，而群才自然思奋。间遇疑难，相顾唯诺，得一人謇谔其间，圣心之权衡必有以处此矣。臣所谓通上下之情者，此也。[12]
郭嵩焘希望咸丰皇帝能略文详实，宽小务大，让军机大臣消除顾虑、忠直敢言，从而使君臣上下情意相通，真正做到“通上下之情”。
扩大士人参政机会，不过分压制绅权。郭嵩焘依靠“士”开办厘金局，运用自身教化来劝谕乡绅，推进厘金制度。他批评洋务新政未能充分吸纳士绅的力量：
新政屏弃绅士，上行下效，如草从风，亦非一朝一夕之积矣。[13](https://www.daowen.com)
他又批评官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借机“陵藉士绅”的暴行：
日来多闻发审局员章懋林之暴，凡经其质讯者，无不憾之刺骨。盖上控之案，多牵涉绅士，诸君但欲借其手以陵藉士绅而已。[14]
本来，士绅作为明清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享有某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特权。比如“官绅”不受常规司法程序的约束，未经皇帝的允许，官员不得受审讯和判决；“学绅”非由学官许可，州县官不得加以笞讯等。[15]由此可见，郭嵩焘批评州县官“陵藉士绅”的暴政，正是为了维护绅权。他甚至诘问当权者：
当事者至置吏治民风于不问，而专以裁抑绅士为能。……自古亦岂有以阻塞绅士之气为能知政体者哉?[16]
这仍是出于为政当“通上下之情”的同一理路。
允许商人参与政治。郭氏主张商民与士大夫并重。他要求政府鼓励商人开办民营企业，进入招商局等洋务企业，使之分享一定的“新式”权力。他赞赏西洋商人广泛参与国家大政，并希望清政府在商政方面多借助商人之力。
要求开放议政舆论。他赞赏《周礼》“讯群臣、讯万民”的古训，要求为政者广泛听取民众意见。他又欣赏西方的舆论开放，如政务公开，付之公论；新闻报纸可以自由辩论国家政治活动的成败得失；[17]国家不禁止人民非议朝政；行政、司法考虑民间公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