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以礼”:礼治思想及实践
郭嵩焘认为：“先王治天下，礼而已矣。”[109] “三代政教所以纳民轨物，无一不本于礼。”[110]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以礼治天下。应该说，在最初的意义上，礼蕴含了法的意义，“礼义的概念难以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作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也是渗透到所有制度中的一贯精神”。[111]以今人的眼光，贵族社会的这种礼治，甚至可以称为贵族法治。[112]
先王制礼，所以经纬人伦，宣昭政化，而寓其用于仪文度数之繁。[113]
在郭嵩焘看来，先王制定繁多复杂的礼仪礼制，是以社会政治、人伦道德为旨归的。因此，只要秉承这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精意，外在的形式是可以且应该随着世事变迁而有所损益变化的。郭氏说：
仁有所推，义有所制，帝王不沿礼袭乐，而皆协于人心，为能得礼乐之精意也。[114]
只要是顺乎人心民情，得礼乐之精意，帝王就不必沿袭古代那些过时的礼乐。事实上，郭嵩焘注重缘情制礼、因时因势制礼，这广泛涉及了改革礼俗的议题。[115]他认为：根据礼制规定，居丧之时不应饮酒食肉，但有疾在身的病人和年逾七十的老者却可不拘此限，这表明“圣人亦自准量人情以为之制”，即圣人是缘情制礼的。他主张礼需顺应人心、情势而有所变化。比如，汉代以来，“士无世官”，即不再实行世袭制。根据这种“古今情事之异”，作为士大夫家礼的祢祭之废弃，“宜有然者”。[116] “今之宗祠，犹古之祧庙。非以祠为祧庙也，势之所趋，不能不如是也。”[117]礼因时而异，乃大势所趋。他对民俗的变迁亦表现了相当的尊重，如父母“忌日之祭，于《礼》有之，而生日无闻。……今人生、忌日皆有祭，从俗可也”[118]。
郭嵩焘以礼学沟通汉学和宋学，开掘了礼学经世价值。一方面，郭嵩焘的礼学研究接续了嘉道汉学家的礼学思路和基本论题。郭嵩焘继承了乾嘉以降戴震、汪中等汉学家以仁释礼，强调礼欲统一、礼治人情的礼学思路。他提出：“礼兼仁与义行之，得义以为之节而分严则其体强，得仁以为之本而情顺则其用尊，仁义交相为用以成礼。”[119]礼兼仁义而以仁为之本，仁具有本原性，“故凡礼之行皆本于仁”[120]。“亲亲为仁”，仁作为“人心之爱敬”，具有相亲、相敬之意，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符合郑玄、阮元等汉学家以“相人偶”释仁的路径。以仁释礼的礼学思路同样适用于服制，“导之于仁义之归，以知反本之意，宗法行而人纪于是乎立焉，要其归亲亲而已矣”[121]。五服之制以仁为本，偏重亲亲为仁，这就与以往宋学家偏重尊祖之义和宗法制度有所差异。在礼与情、欲的关系方面，郭嵩焘也较为肯定情、欲的合理性，“人之生，生于味声色之各有其情，故礼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绝远人情以为礼者也”[122]。“合天下而皆得所欲，此乐之所以为乐也。以道制欲，则乐行而民向方矣。”[123]郭嵩焘提倡“礼治人情”“以道制欲”，相较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学家，他对待人情、人欲的态度显然要温和得多，这无疑也符合戴震、汪中等汉学家对传统理学礼欲观进行积极反思的汉学潮流。另一方面，郭嵩焘的礼学具有宋学精神。他肯定礼学的外王价值和经世功能。他晚年退出仕途，更是以礼学经世为己任，“苟有益于人心风俗，必力行之；苟于有害人心风俗，亦必力求反之”[124]。礼制是郭嵩焘改革和建设社会人心风俗的重要途径。(https://www.daowen.com)
郭嵩焘践行了多项礼制礼仪。他在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担任广东巡抚期间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和地方礼典，如常雩大祀、分祭社稷坛、祭拜城隍神、祭先农坛行耕猎礼、每月初一诣文庙行香、每月十五日诣武庙行香、恭祭文昌庙、诣天后宫和龙王庙行香等。据其日记，同治三年（1864）正月初一日，郭嵩焘“诣万寿宫行朝贺礼，随诣文武二庙、文昌阁行香。回署，拜土地祠”[125]。二月初一日，郭嵩焘“诣文庙行香”[126]。
郭嵩焘经常致祭昭忠祠、贤良祠、名宦祠、乡贤祠等各类专祠，十分重视其崇德报功、教化民众的社会意义。他为弟弟意城申请附祀曾文正祠，又为故友刘霞仙承办附祀事宜，[127]还常年坚持去曾国藩祠致祭奠之礼。他在主讲城南书院时期，在张栻祠旁为王夫之建立私祠，并率学生演习祭祀之礼。后来，他以礼部左侍郎的身份为王夫之奏请从祀文庙：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如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128]
郭嵩焘按照清廷“阐明圣学、传授道统”的标准，努力为王夫之从祀文庙展开论证，但还是遭到礼部驳回。他又极力申辩，要求“附臣此疏于议驳案内，以俟异日公论之定”，更是触痛了清廷，只能得到“原折着掷还”的严厉处理。[129]其实，谁能进入孔庙享受至高的荣誉，并不是由儒生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朝廷认可的，故朝廷可以借此来引导儒生的言论，间接制约儒家思想的发展方向。这体现了政对于教的导向性作用，也体现了教对于政的依赖。出于不得已，郭嵩焘出使英法归国返乡之后，于光绪七年（1881）“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130]，并坚持每年九月初一祭祀王船山。
郭嵩焘重视冠婚之礼及其社会教化意义。他为家中晚辈举行冠礼，[131]既持礼严肃，宾礼、相礼、执事、冠辞皆依照《家礼》规范进行，又精心撰写命字辞，寄托对炎儿成年后循名求实、淬炼德性、勇于担当的殷切期望，还大张旗鼓，设席款待前来观礼的亲友，扩大冠礼的社会影响。他又重视婚姻之礼对于维护家庭和睦、社会人心、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窃意吴中内政之不修，亦略于婚礼见之。士大夫之家亟正婚姻之礼，以明关雎慎始之义，亦世道人心之所宜讲求者也”[132]。
进而言之，上述郭嵩焘丰富的礼治思想和实践，更促进了他对西方法治社会的关注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