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法:作为“保国安民之计”
光绪三年（1877）正月，郭嵩焘向朝廷进言，要以“保国安民”为义，将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不仅仅是传统体制内的一个御夷工具。奏稿曰：
西洋以邦交为重，盖有春秋列国之风，相与创为万国公法，规条严谨，诸大国互相维持，其规模气象实远出列国纷争之上。日本一允通商，即倾诚与之相结，诚有见于保国安民之计，于此有相维系者。中国以远人为大忌，以和为大戒，锢蔽于人心，自南宋以来数百年，而其虚
之气，一折无余，稍一滋生事端，其势又不能挟以自固。[161]
从道德层面来讲，“春秋列国之风”重在以礼相接，而公法“致情尽礼，质有其文”[162]，公法的道德基础契合儒家的道德理想，朝廷和士大夫只要放弃天朝上国的心态，抛弃朝贡体制，就可以放心接受公法而不会有太大的心理障碍；从客观效用层面来讲，“诸大国互相维持”，公法能够给西方各国提供一种和平相处的国际秩序；从现实经验层面来讲，西方国家对日本倾诚结交，表明万国公法虽然源于西洋，但是亦可为世界各国所用，有利于弱小国家的“保国安民”。
保国安民既是王者的当然之责，又是近代国家观的题中之义。随着视界的拓宽和实践的拓展，郭嵩焘的这种认识也日渐清晰起来，“西洋公法有保护立国之例”[163]，“万国公法存立小国之义”[164]，万国公法是大小相维、强弱相制，特别是弱国赖以保存、小国得以不灭的有效依靠。[165]
显然，郭嵩焘已经初具近代国家观念。“大约在19世纪中叶，郭嵩焘已经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中。”[166]换言之，中国仅是世界之一国，地球纵横九万里，世界上还有许多自成文明的国家，其时与英国正式建交的就有三十国。[167]因此，一方面，国人不能固守传统的“华夷之辨”和“以夏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立场及其羁縻政策，而要坦然承认其他国家有其政治文明的客观现实。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68]
这是以政治教化为标准，从历史进化观上严峻批评“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华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国人要积极接受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以便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家权益。近代国家观念一般包含人民、领土、组织、主权等要素。如前所述，郭嵩焘认识到外交使臣的职责在于保卫人民和领土。他又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性， “会审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资听断”[169]，故建议清政府制定通商则例，对此予以一定的限制；他以原有条约为依据，努力维护关税自主权，坚决拒绝英、德、法诸国强迫中国免除租界厘金的无理要求；[170]他又要求英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应“视同一例”，给予中国商民在税收方面的对等待遇，不对华商苛征重税。[171]这些都表明，郭嵩焘初步形成了国家主权意识，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独立、平等的“自有之权”。
这种国家主权观念是传统天下观所缺乏的，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传统中国的国家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国家’概念，它是一个普世王国的形态，没有主权、疆界的观念”[172]。晚清时代，大多数中国人仍缺乏近代国家观。即便是与那些关注洋务的少数开明人士，如李鸿章、曾纪泽、薛福成、郑观应相比，郭嵩焘对国家和国家主权的理解也相当准确，并有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作为依据。[173]
在实践层面上，郭嵩焘重视运用万国公法，维护国家主权。
第一，喀什噶尔事件。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部长德尔贝，严正指出英国派沙敖驻扎喀什噶尔“与万国公法微有不合”，“体制亦觉稍替”，僭越和侵犯了中国主权，理应“收回驻扎喀什噶尔明文”。[174]他严守职责本分，决不私行议和，“本大臣奉使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一切由中国国家权衡，亦非本大臣所能与闻也”[175]。他又及时搜集和传递情报，辅助朝廷形成正确决策，“初七日，新闻报忽称俄古柏病殁于古拉尔地方，其子古里裨格袭立。……本日见新闻报，喀什噶尔使臣遂已回国。……可否谕饬左宗棠体察关外情形，以制剿抚之宜”[176]。中国最终收复喀什噶尔，少不了郭嵩焘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件。郭嵩焘照会德尔贝抗辩威妥玛“中国不能援引西洋律法”之论：
据威公使言，中国与西商交涉事宜，惟能按照条约办理，不能援引西洋律法，闻之甚为惊异，不能不一缕晰言之。[177]
郭氏的“缕晰”，首先是以情而论，自《南京条约》开始规定领事裁判权以来，各国领事遇事即据条约为言，已经对中国造成了“通商愈久而情意愈隔”的严重后果；其次是以理而论，中国在通商条约规定条款之外的一切自有权利，不能任由领事据条约之一言而凭空援引，“随事争持”，偏袒洋商；最后是以法而论，此次停止太古趸船准单，实系依照中国《引水章程》办理，又符合英国法律，“近今始得贵国著名律师之言，本大臣深觉其公允，应将另本集案及与律师问答各一本送阅，贵伯爵可于此见律师之意与中国国家之见正同”[178]。英国政府最终同意将太古洋行趸船移泊。
第三，奏请派员参加万国刑罚监牢会。郭嵩焘向朝廷报告该会缘始：
盖前八十年间，英国有名侯尔德者，遍历各处监牢，备悉其苦况，言之国家，更定制度，以次及法、奥、德、俄诸国，一皆献议仿行。[179]
“言之国家，更定制度”一语实含深意。郭嵩焘希望清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议，继而按照国际惯例，仿行西方司法制度，改革中国狱政制度，改变中国因刑罚严酷而难以让西方国家接受的现状，以便将来限制领事裁判权，收回司法自主权。他认为，西方国家主张领事裁判权的所谓理由，就是“中国刑例，有万非西洋所能行者”[180]。
此外，郭嵩焘依据万国公法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保护本国商民，维护民族利益。除前面已论及的建立中国常驻外国领事馆以保卫当地商民以外，郭嵩焘主要办理了以下几件涉外事件。
第一，盐船赔偿案。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九日，英国太古洋行惇信轮船在江西彭泽狮子山附近撞沉华商周复顺、何楚材等所雇的运盐红船，并溺毙水手两名。英国驻上海法院断令惇信船主赔偿白银一万两，船主声称回国上诉，拖延两年仍未赔款。郭嵩焘于光绪三年（1877）六月初四日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查明并回复该案的上诉和再审情况。[181]英国驻上海领事于九月二十日禀复英国外交部，被告已按原定数目给付赔偿款。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接到上海道的报告，“所述情节亦正相同”，立即向英国外交部照复并致谢。[182]
第二，渔民被杀案。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部长沙里斯百里，要求查核“福建厦门商人怡记行枪毙渔户王小加、庄薄二名一案”[183]。英国驻厦门领事馆报告驻京公使，放枪人安陀鸟是南美人，领事不能管辖。驻京公使遂多次拒绝接收总理衙门的交涉公文。厦门领事，亦拒绝接收兴泉永道的照会。所以，总理衙门将此案交由郭嵩焘与英国外交部进行交涉。面对英国的拖延不办，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日再次照会，缕陈中英律法轻重悬殊，要求英国制定办理此类案件的明确章程，措辞较为强硬；[184]他又在九月初六日的照会中，参照西洋之例，要求怡记行主给予死者家属抚恤补偿，暂时了结此案，案犯安陀鸟则等到案后再作审理。十月，英国最终答应由驻华使署给付恤银，完结此案。[185]
第三，华工免税事。光绪四年（1878）十月三日，郭嵩焘接到英国殖民地加拿大
哆利埠华商及工作人员的联名禀报，当地政府强令华侨每人每年纳税四十大元，华侨无力承担。随后又接到中国出使美、日、秘鲁大臣陈兰彬的来函，转告当地华商相同内容的禀告。十月八日，郭嵩焘照会英国外交部，以“查贵国所属优待各国人民，从无歧视”为理据，要求“查照通行章程，设法禁止”“照饬布利比时科仑里亚总督，核饬免派，以安民业”。[186]随后，英国外交部照复郭嵩焘，业已转办该事件。此外，郭嵩焘多次交涉英船华工案，最终英国商船“拉多丽号”船主允许不堪欺凌的七名闽粤华工辞职，并如数发放所欠的华工工资。[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