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风俗明于学术
郭嵩焘说道：“欲治天下，必自明学术以正人心始。”[34]明学术就要通过阐明学术以进退人才，使人人自知向学。正人心就要正官气、正士气，使当官者和为人师者先正己心，树立道德表率，扩大道德影响力，逐步实现正天下人心的目的。正人心，必须以明学术为始基。
1．明学术以正人心
郭嵩焘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较深，认为学术与人心之关系深厚，故有“欲治天下，必自明学术以正人心始”之说。关于如何明学术以正人心，他有一段说明。其云：
“读书必自经始，读经书必自训诂始，学问本原，必由于此。要之，训诂考订，著书名家，学中之一艺耳。其本原在立身制行。”[35]
这段话是说经学的功用及治学方法。郭氏认为，学问“本原在立身制行”，即学问的功用是“立身制行”；而他所认为的学问主要是指经学，即“读书必自经始”。虽以经为始，但他进一步关注到了治学之方法，即“读经书必自训诂始”。郭氏以“训诂”之学为始，却对此评价不太高，认为仅“学中之一艺耳”。郭嵩焘为学之最终目的是“立身制行”。从今人对晚清学术的认识来看，训诂之学多属于汉学，而“立身制行”之学多属于宋学的“内圣外王”之学。按照他的分析，人心风俗之所以日坏，本源在于“人心不肯向学”[36]。这个“学”在他看来，肯定不是训诂之学，而是“立身制行”之学。故而，读书明理和立身制行实为一体两面。
郭嵩焘所说的“其本原在立身制行”，还需放在经世之学的逻辑链里来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立身”可视为“修身”，而“制行”虽然也可指修身行动，但“行”还可指行为表现，包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古君子之为学也，内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备天下国家之用。”[37]郭氏所推崇的君子之学既是内治身心的德性之学，又是外治天下国家的经世实学，可谓“正学”[38]。郭嵩焘以为，阐明学术，以正学来正人心，有利于治天下。反之，不讲求立身制行的俗学，则会危及天下人心，“师儒用之以为教，有司循之以为政，贤且能者敷张文饰以为容悦，以成乎矫诬浮敝之天下”[39]。 “学术之不明，人才风俗之偷，天下之敝所由基也。”[40]学术不明，将会导致人才日绌，风俗日偷，也是造成天下衰敝的原由。
郭嵩焘又对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洋之学进行了对照，这属于国人最初将传统学术与西洋之学进行比较的例子。他在英、法期间，将传统学问与科学相提并论，“讲求实学，洋语曰赛莫（英）斯”，又将中国“经济之学”与西方“政治学” 相提并论，“经济之学，洋语曰波里地科尔”。[41]我们知道，西方政治学、实验科学对近代西方社会人心、秩序的塑造是有很大影响的。郭氏将之与中国“经济之学”相提并论，实际也是在肯定中国传统学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郭嵩焘看来，只有经世实学或谓正学，才能有管理学校、培育人才、端正人心风俗的理论根基和实践能力。
2．人心风俗成于学校
郭嵩焘清醒认识到学校作为风化之源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自三代创立学校，人心风俗之原必基于此。[42]
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43](https://www.daowen.com)
按照他的思路，学校是研究传播学术和培养人才的基地，学校修明能起到正人心、育人才、养仕宦、厚风俗的作用。反之，如果学校不修，将会导致礼仪之教日衰，人心放辟邪侈；将会导致士人的学、才、识、德有所不足，人才培养质量日渐降低；将会导致修己治人之道不明，社会流俗风靡不止；还将会导致朝廷官吏器局狭窄、识解浅陋，处理政事茫然无措。[44]他指出：
今纷纷无识之议论，盈堂盈室，朝廷为之茫然，封疆大吏及当事者亦皆茫然，其原皆发于读书纵横之言，则学校不修之(道)[故]也。[45]
这是将官员无识的原因归结为学校不修。
因此，欲实现人心风俗的改革和建设，必须先要改革学校教育。郭嵩焘很重视教育改革，故拟于下节专门探讨这一问题。此处仅列举一二，借以呈现学校教育与人心风俗的密切联系。郭嵩焘向朝廷大员提出学校教育改革建议：“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46]他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其办学宗旨就是：
期使贤士大夫及后进聪明之士共相讲习，以窥知圣人立学之旨，因以系属人心，使骛于学。[47]
可见，郭嵩焘力主学校教育改革，是为了“系属人心”，即维系社会人心，调协社会秩序。
3．人心风俗成于士大夫之自治
郭嵩焘认为，人心风俗本于学校而成于士大夫之自治。他颇为重视士习和士气问题：
古今治乱之大原，端本民风，而尤莫重于士习。官斯士者，以急正士气为先，庶几国家作育人才之意可以无愧。[48]
他认为，“急正士气”是端正民风的重中之重，亦是当官为政者的行政要务。但从士大夫自身来看，正士气固然需要政府和学校提供良好的育人环境，归根结底却是要依赖于士大夫自治身心的自得之学。作为践行身心之学的道德主体，士大夫要将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以学问变化气质，才能成就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这就要从孟子以至宋明理学的内圣之学中探寻检理身心之道：为学“先立乎其大”，本于孟子；“展放得大”，才足以尽“天下之理”，出于程子；直看得“天下一家，物我同类”，源于张子《西铭》。“所以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直须自从身心上检理一番。”[49]士大夫要自治以刚，自强不息，通过致知、诚意的道德修养和务实求精的专业学习，才能成为德智兼修的有识之士，进而以智导愚，以德感人，转移社会风气。士大夫要自治其家，就需传承知书达礼的良好家风，以期约束社会人心。[50]在学理上，郭嵩焘还扩大了《大学》齐家概念的适用范围，“侧门以内整齐有法度，胥吏奉职行文书而已，此齐家也”[51]。这是郭嵩焘对身兼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士大夫所提出的严治身心、严治家人、严治胥吏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也是他对士大夫政治文化背景下修身与为治、道德与政治之内在关系的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