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西方教育的认知

出使西方国家之后，郭嵩焘以“三代学校之制”的理念去描绘他对于西方国家学校教育制度的所见所闻，如他在致沈葆桢的信中写道：“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89]

郭嵩焘认识到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核心要义：第一，国家实行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送子弟入学是家长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英国之法，三四岁以上皆入学。子弟不入学，坐罪家长”^[90]。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基础教育，不得开展职业技能训练，“人民未及十岁不得习试技艺，无贫富皆纳之学中；逾十岁习工事，须由学试其能通文字及开方、算学，给之文凭，非是不得习工事。国家皆岁时派人稽查”^[91]。第二，英国义务教育制度是为了应对“诸国人才辈出”^[92]，即国际人才竞争加剧的形势需要而出台的。第三，小学馆采取分堂，即分年龄段、分年级、分班级授课，“四岁以下为一堂，七岁以下为一堂，十岁以下为一堂，十五岁以下为一堂”，大致对应于幼儿园、小学、中学阶段。第四，义务教育由国家大规模推广，具有全民教育性质。郭嵩焘参观了苏格兰的平民学校，发现乔治哈罗德贫儿院收养了五至十四岁的贫困学生一百二十人，贫女院有七至十八岁的女学生一千二百人。^[93]可见，英国学校甚多，规模宏大，学生众多，贫民子弟尤其是女子也能上学。法国则实行民办学校制度：

邑居民五百以上即置男女学塾，责民设，……每年入民塾者四百万人，入艺学者十五万人。^[94](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都是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的。第五，教育内容比较全面，教育方法生动活泼，较为符合现代教育思想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小学识字课、游戏课、音乐课、自然课、手工课等课程的教学情形，“其教法专取之博斯多洛机，专开诱童子耳目，使之聪明”^[95]。丰富多样的课程和生动活泼的教法，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发挥聪明才智。

他又注意到了英国大学自治制度，　“皆自为政，国家不能经理”，　“盖阿思茀、铿白里治大学是一项由来久远的教育传统”。^[96]英国大学各有专攻术业和办学传统，能相济互成，“闻刊比里治尚实学，而阿斯福尚古学，两相济也”^[97]。郭嵩焘了解到牛津大学的学校管理制度，如人才培养上实行导师制，派一名教师督导十余名学生的专业学习，每一个学院设立一名学正总理（“尚书”），总设一位名誉校长（沾西洛尔），等等。^[98]他参加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考试和硕士学位授予仪式，了解到英国考试章程与中国试法略为相近，但大学学位制度“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的原则与精神，却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大异。英国大学颁发的学位（“执照”）“虚为之名而已，并不一关白国家”，获得学士学位的优秀者，能获得每年一百镑的奖学金（“奖异银”）；获得博士学位，能留校任教，称之为教授；仕进者各因材质分途进入大学学习兵法、律法等专业，终身以其所学为国家效力。^[99]

所以，郭嵩焘明确认识到“西法学、仕两途相倚，不患无以自立，此较中国为胜”^[100]。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既可以求仕，又可以凭其所学托业治生。^[101]这可视为他考察西洋学校制度获得的总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