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代学校制度的推崇

郭嵩焘对汉代至晚清学校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基于他对三代学校教育的推崇和追求。

三代学校之制，七岁而入小(岁)　[学]，十五入大学，至二十成丁；任为士者，修士之业；任为农工商者，修农工商之业。四民各有所归，而学亦终不废。^[84]

郭氏认为，三代学校培养各种职业的人才，所以四民各有职业，社会百业兴旺。“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85]这是一种全民教育，并不局限于专门培养“士”。同时，这又是一种全面教育，旨在培养德、行、艺兼修的“通才”：

而其为教，本之于心曰六德，被之于身曰六行，施之于事曰六艺，又皆有其浅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于成。^[86](https://www.daowen.com)

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学素修而行素豫故也。^[87]

正是因为学校培养德、行、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造就了三代人才鼎盛的局面。

在郭嵩焘看来，三代以后的学校教育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三代学校之制已经荡然无存，孔子、孟子于是兴办私学教育，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官学垄断，并继承了三代制度、法物、礼教、道德遗风。二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学校虽有其名却已失其实，可谓有校而无学，“但悬学校之名，导之仕进而已，无所谓学也”^[88]。其后，宋儒言理独精，广立书院，培养人才亦盛，为有功于学校；清代汉学假实事求是之说，推求度数、训诂，多为记问之学。但二者并没有改变汉代以来学校制度的规模和格局，故不足以称之为“学校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