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证中外”
现代史学家一般将张之洞视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同时代人的郭嵩焘却认为：
鄂中新政，稍闻其略。于湘事专主开采煤铁，购置机器，而急行轮船，凿通宝庆滩河，以资转运。又欲为两湖总建书院，依仿广雅规模。其发扬蹈厉，为能有豪杰之风，而所行亦实切要便民。独其为富强之计，则固未尝就中外情势参稽互证，以辨其缓急轻重之宜也。[148]
“就中外情势参稽互证”是郭嵩焘的思想方法之一，可简称为“参证中外”。因为按照郭氏的思路，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富强文明之路必须建立在熟悉中外形势、既知己又知彼的基础之上。郭嵩焘早在咸丰九年（1859）就提出：“所以制御远夷之道，虽甚顽梗，必务疏通其情。”[149]他首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掌握外国情形虚实，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外国语学校提供参考。随着国人日渐了解洋情，郭氏又进一步提出了“尽其窾要”“求得其所以然”等深层次的认识要求。[150]
知己知彼，才能比较鉴别。郭嵩焘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对中西文明异同作了初步比较和“参稽互证”。在政治方面，西方将天下之政“公之臣庶”，且“治民以法”；中国“治民以德”的三代圣人于此犹有不足，秦汉以来的尊君卑臣、御治天下则更等而下之。在教化方面，中国圣人之教博大精深，但自汉以来日益微灭，未能溉之天下；而西方基督教强调博爱、平等而遍传天下，学校教育讲求实学，社会风俗良善诚实。郭嵩焘据此认为，中国必须坦然承认千年巨变后的落后现实，积极学习近代西方文明。既然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那么该如何确定取法西洋的重点、力度和速度呢？这就需要“参证中外”，也就是说，既要懂得西法的本末体用，又要熟知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还要在两者的反复权衡比较中掌握好中国改革的先后次序、力度轻重、速度快慢，从而达到“行之甚易”“历久而必无弊”的理想效果。[151]
关于西法本末体用的问题，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疏》中对其本末观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他看来，对于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看到“造船、制器”等器物层面，还要看到更为深层的“朝廷政教”等政治制度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
关于晚清中国求治之难的现实处境，郭嵩焘有着清醒的认识：
人心风俗，政治法令，阘冗如此，从何取法西洋乎？[152]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如何务实地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呢？
首先，应当“先立其本”，即实行以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的改革和建设。郭嵩焘认为，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应采取“君民相维”的模式，使“国家与其人民交相比倚”。[153]在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观念层面上，应使“公私两得其利”[154]。(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应当确定轻重缓急，做到循序渐进。在郭嵩焘看来，凡事须讲究“轻重缓急之序”，是因其本有“轻重缓急之势”和“轻重缓急之理”。比如，郭氏论西北边事要讲求轻重缓急之序：
尤须有精力强辨出使绝域之才，以理折服俄人，而杜其煽惑，然后可以审量用兵之机宜，朝廷明诏颁行诸将，乃有所据依，以求轻重缓急之序。[155]
郭氏论办理洋务要辨明缓急轻重之势：
然而情伪利病之间，缓急轻重之势稍有不明，则愈敷衍而愈至坐困。[156]
郭氏论学习西法要先讲缓急轻重之理：
审知彼我情势之异，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缓急轻重之理先得于吾心，而后可与考求西法。[157]
具体说来，郭嵩焘对于中国试行西法兴办轮船、电报、铁路等富强计划都讲求“轻重缓急之序”， “轮船、电报，必宜通行，铁路暂必不能行。无已则小试之，徐徐推广之，庶无大失也”[158]。基于中国大规模兴修铁路费用过高、筹款艰难、收效尤难等现实考虑，郭嵩焘认为，铁路应从缓（“暂必不能行”）从轻（“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反对张之洞大修铁路的“鄂中新政”。
总之，郭嵩焘讲究本末之序、轻重之分、缓急之别的思想方法，又扩展了湖湘哲学传统中的“循序渐进”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品格。[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