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命题本是汉学家们考辨名物数度的真假虚实问题的治学方法、路径和风格。郭嵩焘较为认可汉学家实事求是的学风：
雍乾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强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160]
他也肯定实事求是的治学途径在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乾隆盛时表彰《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161]
郭氏认为，训诂、考证、雠校三种考据方法，既同源异用又各有所长。但他又担心汉学流弊使某些末流越礼犯义，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人心风俗，“自乾嘉以来，学者一意诋毁宋儒，直将作人的规模，毁坏净尽。人心风俗，安得不坏？”[162]在郭嵩焘看来，汉学“征实”，宋学“言理独精”，只有充分汲取两家之长，并超越名物数度和空谈性理的狭隘范围而广泛关注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实学”。
郭嵩焘的实学有着明确的经世旨趣，修身成己要用“实功”，著书立说要“征实”，居官任事要“以实行政”，等等，体现了他扩大“实事”涵盖范围和“实学”理论视野的诸多努力。从哲学渊源来看，郭嵩焘继承了王船山的“实有”思想，如他将《尚书》中的“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解释为：(https://www.daowen.com)
有者，实有之，而非老氏欲张固翕、欲取固与之谓也。君子所以贞天下之变，利害名实皆无与于其心，不足于物，有余于己，不足于身，有余于心，乃以出入乎险阻，而自蓄其德。[163]
郭氏又将《中庸》的“知止而后有定”解释为“有定是实有于心”，[164]强调“故夫中也者，非能虚拟之以为中也，必实有所持焉”[165]，“知仁勇之德积诚而实有之者也”[166]。这些都说明了心实有道、德、中、定等内在德性结构，故心为实有而非虚无。
将这种哲学观运用到政治实践上，就要以“至诚之心”办理“实有之事”，务求“实政及民”。[167]在郭嵩焘看来，大臣格君心之非，要因其偏处，随事开谕，即事明理，“就事启沃，使推诚布公，以尽人才之用”[168]。朝廷用人行政，要即事求才，使人才有历试磨练的机会，避免“轻进易退”的草率态度。郭氏曾特别向总署指出中国不求“情实”，不像洋人那样“事事以实核之”，所以也就不能取得实事求是之效，这种“文之弊”实为中国之大患。[169]推而广之：
天下之事，揆情度理，皆有一定之准则，随事体察，以求尽事理之平而断行之，是即君子精义之学也。[170]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嵩焘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的“实事求是” 的认识论。[171]
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期间，进一步将“实学”与西方科学联系起来。他通过对光学、热学、天文学、化学、动物之学、植物之学乃至性理之学的了解，发现西方人对于各门科学及实用技术都随事考求，精益求精，而且高度重视专业教育和普及教育。这就使“实事求是”成为西方学术、学校和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基本精神。由此，他得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172]的考察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