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局限
政治文化是观念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统一体。[118]在政治文化转型中，观念转变是先导，而制度变迁是关键，二者相辅而行才能形成历史合力。晚清时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努力却始终在社会性质的制约下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
一是缺乏坚强有力的思想指导，新思想因未能得到晚清政府和上层社会的强有力支持而难以成为推动政治转型的理论指南。迟滞了二十年的洋务运动，虽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但因“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本身就缺乏推动全面改革的意图和意志，带上“西用”标识的新思想、新技术、新生产力终究不能在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桎梏下得以充分发展，政治制度和学校教育改革的问题始终未能进入当局的视野。
晚清政局一度呈现“内轻外重”局面，实力派督抚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其幕府日益机构化，成为影响朝廷决策的重要因素，反映了士大夫群体应对晚清人才制度僵化而接续“政教相维”传统的改革试验。[119]曾国藩的幕府具有双重特征，既是私人的、僚属化的、教化的，又带有公共的、专业化的、机构化的特点。[120]曾国藩不仅广揽人才，还注重培养人才，转移文教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举制“选而不教”的弊端。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恢复科举，复兴书院，设立官书局，刊印经史典籍和近人著作，满足了重建政治文化的时代需要。
朝廷对议改科举的呼声，未能作出及时反应。鸦片战争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警示了国人：科举制下的学校系统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有效应对强大的外来挑战，“教”并不能维系“政”。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2），礼部驳回了两广总督祁
所呈《请推广文武科试疏》。同治元年（1862），贡生黎庶昌应诏陈言“广科目” 以求人才，再遭议驳。同治九年（1870），闽浙总督英桂和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奏请特开算学一科，又遭否决。光绪元年（1875），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相继奏请拓展考试科目及开特科，总理衙门顾及朝野的反对，选择了暂停增科之议。[121]由于朝廷固守成法，一再拒绝实力督抚变常科、开特科、纳西学入科举的请求，在观念上仍怀疑和鄙视西学，故全国各地推广西学的成效不佳。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不仅未能上升为全局性、战略性的改革决策和行动纲领，反而随着洋务梦的破灭而逐渐消解或发生激变。
昙花一现的维新运动，试图通过光绪皇帝全面推行资产阶级改良方案，[122]但遭到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强力镇压。康有为对士大夫阶层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引发的危机意识，以“保国、保种、保教”作了最具概括力的刻画。[123]康有为确定了以保教带动保国与保种的改革路线，而保教就要将儒教确立为国教，并建立面向民间的孔教制度，敷教于民。严复将保种置于首位，提出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24]为本的启蒙方案，并声援、支持戊戌变法。张之洞则针对康有为和严复的提议，推出《劝学篇》，强调保国即保大清，保教即维持三纲五常的“中体”，保种即保华种。在张之洞“政教相维”的视野下，正因为作为“神明胄裔”的中国人是三皇五帝声教化人的结果，故要强调保种必先保教；正因为君臣之伦是中国圣教的核心，若不能保君主之国则不能保圣人之教，故保教必先保国。在朝野上下的保守势力看来，张之洞基于“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方案更为稳妥。而以君主立宪为政治目标的维新思想在戊戌政变后迅速分化，一部分维新志士开始放弃改良主张，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
二是缺乏稳定有序的制度环境，思想难以转化成推动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现实动力。在某种意义上，新旧政治文化的冲突调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吸纳整合，社会稳定机制的建立健全，都必须通过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机制来完成。晚清中国的制度延误，主要表现为僵化的政治体制以及滞后的体制改革。
为摆脱内忧外患双重挤压的政治困境，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实行“新政”，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新式中央机构，颁布商法商律和新学制，建立新军，预备立宪。但由于清末新政在关键部分有所保留，致使旧矛盾尚未解决，又产生了新矛盾。一是科举停废之后，官僚的选拔仍以功名实官奖励为基本途径，暴露了官场中科甲正途出身者如鱼得水而学堂毕业生与之不相适应的现象，而学部以入仕表现为标准来衡量学堂的教学质量，过于强调统一与规范，从而限制了地方办学的自主权。二是清政府的财务体制依旧，学部经费短缺且来源混乱，暴露了新旧体制未能衔接的弊端。由此，学部主持的晚清教育改革虽然成效明显，影响深远，却并非新政成功的标志，而是共和政治的铺垫。[125]清王朝土崩瓦解，士人和近代读书人却很少忠君殉难了。
在新学制方面，张之洞促成的癸卯学制，在搬用日本学制的前提下，特设“中国文学”等内容，却陷入新旧两派“皆以为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定学制整体设计的持久性。[126]文教因革和政教存续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真正消解。
1906年和1911年清政府两次改制，使中央行政体制逐渐向责任内阁制过渡。改制后，各部职能虽有所加强，但权限划分不清，利益冲突不断。地方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中央行政部门为统一管理各部事务而与地方政权发生摩擦与冲突。这些都降低了行政效能，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出台了“皇族内阁”，社会各界十分不满，全国各地离心倾向明显加强，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和统治体系迅速走向瓦解、崩溃。
总之，清政府未能主动适应世界潮流，把握有利时机，通过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来推进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相反地，却在君与臣之间、官与民之间、官与商之间造成了深刻裂痕，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那些有利于接纳、反思现代性的文化基因难以继承和宏扬。与此同时，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民主、科学、文明等西方理性价值，也难以落地生根和充分发展。因此，晚清中国无法在顺利转换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发展。政治文化转型是晚清社会留下的一个历史课题，一直制约着晚清中国的转型发展，也吸引和鞭策着无数思想家、政治家继续努力探索。
【注释】
[1]陈苏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0．
[2]转引自钟叔河．郭嵩焘和严复［J］．鲁迅研究月刊，2002（10）：37．
[3]郭嵩焘．日记三·十·使西纪程［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16．
[4]郭嵩焘．日记三·十·使西纪程［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28－129．
[5]郭嵩焘．日记三·十·使西纪程［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16．
[6]吴微．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J］．重庆大学学报，2010，16（2）：89．郭嵩焘思想深邃、文笔雅致，较之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斌椿的《乘搓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等猎奇观光之作，深浅雅俗，高下立判。
[7]杨锡贵．郭嵩焘《使西纪程》毁版述评［J］．船山学刊，2013（4）：66．
[8]曾纪泽．曾纪泽集［M］．喻岳衡，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5：332．
[9]王韬．睦邻［M］ ／／楚流，书进，风雷，选注．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42－43．
[10]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李鸿章［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60．
[11]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M］．张玄浩，张英宇，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5：59．
[12]王元化．郭嵩焘与湖南新政［M］ ／／王元化集：思想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427．
[13]郭嵩焘．奏稿四·因法事条陈时政疏［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860．
[14]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335．
[15]王俊桥．晚年郭嵩焘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184－194．
[16]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73．
[17]郭嵩焘．文集十四·卷六·丁冠西《中西闻见录选编》序［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32．
[18]张卫波．试析郭嵩焘西方文化观的特点和局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2）：37．
[19]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总署［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288．原文为“西洋立国二千年，以中国托始轩辕推之，盖犹在殷周之世，而一洲数千万里之地，立国十余，大者不过二千里，民气易通，政教风俗犹为近古，非中国所能及也”。
[20]郭嵩焘．书信十三·致刘蓉［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
[21]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222．
[22]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李鸿章［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01．
[23]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4．
[24]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李鸿章［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60．原文为“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此却可惜耳！”
[25]王兴国．郭嵩焘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
[26]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M］．长沙：岳麓书社，2000：327．
[27]钟叔河．论郭嵩焘［J］．历史研究，1984（1）：123．该文指出： “由于在统治集团中不得志，对政治现实不满意，郭嵩焘努力寻求一条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的出路。”
[28]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29]朱汉民．忠孝道德与臣民精神：中国传统臣民文化论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79．
[30]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02．
[31]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
[32]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96．
[33]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32－333．
[34]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颜世安，高华，黄东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67．文中提道：“尽管统治者被清代官员在正式场合赞誉为一个‘圣人’，但这只是一种制度化了的伪善模式。”当然，墨子刻教授此处主要是为了提出君和君子，以及凌驾二者之上的儒家经典著作所组成的三角权威结构。
[35]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6．
[36]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67．在郭嵩焘看来，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和标准——自然有崖岸、有节奏、有规模，不同于流俗行径，但“非立异以求远于人”，而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
[37]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99．
[38]郭嵩焘．奏稿四·请饬总署会商驻京公使严订神甫资格以免发生教案片［M］／／梁小进．郭嵩焘全集． 长沙：岳麓书社，2012：811．
[39]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48．
[40]郭嵩焘．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774．
[41]郭嵩焘．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769．
[42]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二［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750．
[43]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二·卷四［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63．
[44]郭嵩焘．文集十五·卷二十三·铁路议［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90．
[45]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47．
[46]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84．
[47]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48]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颜世安，高华，黄东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26－127．
[49]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曾国荃［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98．此语是以曾国藩、曾国荃的遭际推而言之。
[50]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曾国荃［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200．
[51]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35．
[52]郭嵩焘．日记·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56．
[53]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曾国荃［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98．
[54]郭嵩焘．书信十三·致陈宝箴［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10．
[55]郭嵩焘．奏稿四·因法事条陈时政疏［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863－864．
[56]晁中兆．中国谏议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1－2．
[57]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211．
[58]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283．(https://www.daowen.com)
[59]郭嵩焘．史记札记五·卷四［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36．
[60]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颜世安，高华，黄东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6．
[61]郭嵩焘．书信十三·复李元度［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08．
[62]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62．这则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彼得大帝西化改革的政治措施及其成效，如“广开制造局，讲求练兵经国之计”。又如，利用外资开矿，大开利源，广学西技，“兼募西洋各国富商，令其占山开矿，与约二十年自备机器人工，而令本国人充役，所带人工以岁减一成为率，本国人技艺有所得者，令充补一成之数。二十年期满，所用皆本国人，矿务一切皆归本国。任听各国富商占山，擅二十年之利，而本国利源于是大开。人工技艺，取用不穷”。又如，下令迁都、剪发，“徙治都城波罗的海滨，曰森毕德百尔客。大变风俗，广通商贾，兼立富强之基。往时俄人皆蓄发，毕德下令仿各国剪发。……自是制造技艺之精，遂与诸国相（捋）［埒］”。毕德，Peter，今译彼得；森毕德百尔客，St．Petersburg，今译圣彼得堡。
[63]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61．
[64]郭嵩焘．奏稿四·英外相调处喀什噶尔情形折［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 816．
[65]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61．
[6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93．
[67]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09．
[68]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16．
[69]郭嵩焘．奏稿四·条议海防事宜疏［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770．
[70]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M］．长沙：岳麓书社，2002：131．
[71]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548．
[72]郭嵩焘．文集十五·卷二十六·玉池老人自叙［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 770．
[73]徐继畲．瀛环志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77．
[74]魏源．海国图志六·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M］／／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1585．
[75]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523－524．
[76]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524．
[77]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某人［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77．总体而言，郭嵩焘认为：“凡此中外情势之异，由来久远，以成风俗，未易强同。”
[78]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64．
[79]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12．曼的勒茀，今译门捷列夫；洼布得隆，今译列科尔；嘎里恩摩，今译镓。
[80]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13．
[81]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399－403．
[8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28．
[83]丁伟志，陈崧．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卷：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M］．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4]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02．
[85]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03．实际上，左宗棠在兴办此类洋务企业的基础上所总结出的“道本艺末”论，颇有“中体西用”的意思。郭左二人在洋务本末观上存在一定的认识差异。
[86]郭嵩焘．文集十四·卷八·书城南书院经费册端［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 2012：391．
[87]丁平一．郭嵩焘对洋务思想的超越［M］ ／／王晓天，胥亚．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长沙：岳麓书社，2000：186．该文认为，郭嵩焘的中西体用观突破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
[88]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李鸿章［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18－419．
[8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31．
[90]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103．
[91]张良俊．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1995（3）：87．
[92]冯吉红．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J］．怀化学院学报，2006（3）：78．
[93]张耀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3－168．
[94]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93．
[95]郭嵩焘．中庸章句质疑二·中庸章句质疑序［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 763．
[96]郭嵩焘．毛诗馀义二［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17．
[97]郭嵩焘．奏稿四·请饬总署会商驻京公使严订神甫资格以免发生教案片［M］／／梁小进．郭嵩焘全集． 长沙：岳麓书社，2012：811．
[98]朱汉民．湖湘文化通史：五［M］．长沙：岳麓书院，2015：761．
[99]郭嵩焘．日记三·十·使西纪程［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17．
[100]郭嵩焘．书信十三·复姚彦嘉［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67．
[101]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4．
[102]郭嵩焘．周易异同商二·卷九［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522．
[103]郭嵩焘．日记一·八［M］．长沙，岳麓书社，2012，358．
[104]曾国荃．奏疏二·遵旨筹议防务疏［M］ ／／梁小进．曾国荃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6：249．
[105]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43．
[10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881．
[107]郭嵩焘．书信十三·致沈葆桢［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351．
[108]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523．
[109]郭嵩焘．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765．显然， 郭嵩焘对道的理论建构，是直接针对“万法归宗”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的。与此同时，郭氏又质疑了朱熹关于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的理论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儒建立在“理一分殊”说基础上的义理系统及其对道论的垄断。
[110]郭嵩焘．日记一·八［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73．
[111]郭嵩焘．日记四·十一［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2．
[112]李清良．湖湘哲学名著读本［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347．该书认为： “理一”与“一理”具有原则性的差异。所谓“理一”，并不是指“一理”可以统辖和决定一切方面，而是指所有方面都交待相倚、交济互助而能自成、互成和共成。
[113]郭嵩焘．书信十三·复李元度［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408．
[114]郭嵩焘．日记三·十·使西纪程［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128－129．
[115]王国维．论政学疏稿［M］ ／／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十四．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212．
[116]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J］．近代史研究，2014（6）：17．
[117]李欣然．道器与文明：郭嵩焘和晚清“趋西”风潮的形成［J］．探索与争鸣，2018（5）：131．
[118]万高．简论“政治文化”［J］．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5（2）：8－12．
[119]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M］．张玄浩，张英宇，校点．长沙：岳麓书社．原文为：“降及晚近，舍实用而崇尚科第，复为一切条例以束缚贤豪，而登进之途隘矣。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艰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棁，椳闑扂楔臬，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而去，斯所以能回乾坤而变风气也。”这是在称颂曾国藩的取才、成才、用才之道。
[120]Jonathan Port．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M］．Ber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10－ 46．
[121]此处资料线索，可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23．
[122]郭嵩焘．日记三·十［M］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609．郭嵩焘认为，中国变法须等光绪亲政方有希望，“此须候至十余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皇上亲政之后，从容劝导，勿遽以逼迫为之，反致无益有损”。同时，根据郭嵩焘渐图富强的变通思想，“逼迫为之，反致无益有损”似可视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不幸预言。
[123]唐文明．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与保守主题的展开［J］．清华大学学报，2017，32（4）：103－105．
[124]严复．诗文集一·原强［M］ ／／王栻．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7－18．
[125]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1999：311－312．
[126]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