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本书以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为题，主要围绕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脉络（含社会文化背景和中西思想渊源）、核心内容（政制构想、教育思想）、理论依据（道论和方法论）、历史影响及其局限性展开了探究。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郭嵩焘是一位颇具现代观念的传统士大夫。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二重角色，他们常把从政从教视为本业。郭嵩焘亦是如此。他明确提出了“为政莫先善教”的观点，表达了一体化的政治教化关怀。实际上，他的政治实践亦深具教化意识。同时，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也不无政治关怀。无论为官从政，还是为师从教，他都具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和一体化的社会政治关怀。他又以士大夫批判性的眼光，认清了晚清中国吏治腐败、纪纲法度松弛、人心风俗败坏等严重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政教为本”思想，这突出反映了他的士大夫身份意识、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
郭嵩焘“政教为本”思想，具有两个前后相联又有所区别的不同阶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为本”说；二是出使之后提出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可以说，第一阶段的“朝廷政教为本”说，已经具有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的思想内涵。第二阶段的“纪纲法度和人心风俗为本”说，汲取了西方政教风俗的合理成分，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一是“朝廷”置换成了“国家”，使该说更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意蕴。二是按照“上而纪纲法度，下而风俗人心”的总体思路，该说更有借鉴西方上下相维之道的意义。三是“纪纲法度”多少渗透了西方“治民以法”的民主法治观念。四是“中国人心风俗”总有西方“政教风俗”的参照存在。
思想产生于社会之中。郭嵩焘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道咸同光时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一方面，晚清变局下传统政治模式的危机，给郭嵩焘带来了屈辱和失落，也促使他去反思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弊端，努力寻求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另一方面，伴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速，西方政治文化在晚清中国有了初步的输入和传播。郭嵩焘极力引进西学、西政，他在知识结构、文化态度等方面受其影响而有所变化。
为解决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郭嵩焘研经考史，试图从传统智慧中寻求经国怀远之略。先秦儒家的民本、德治、礼法诸说，构成了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底色。他又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修养论、制度论，还接续了道咸经世实学的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郭嵩焘还广泛博取西学和西政，试图从西方经验中寻求富强文明之道。他颇能接受近代西方的政治观，考察研究了英国政治体制，注意到了西方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他又将万国公法视作三代之礼的现实依托，还将西方学校制度视作“三代学校之制”的现实存在。由此，他获得了一个总体性认识，即近代西方文明是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学校制度、社会风俗连为一体的整体性结构。概言之，郭嵩焘从“政治教化”的传统理念出发，通过对西方政治体制及其具体制度的现实考察和理性思考，逐步认识到了西方民主、法治、科学、教育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尽管他的西学知识博而不精，偏重实用性，但他还是以独特的方式融通了中西两种政治文化，初步形成了一种既有内在张力又辩证统一的社会政治思想形态。
其次，“公天下”的三代之治是历代儒家士大夫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郭嵩焘对“《诗》《书》所载”的三代之治深信不疑，体现了一位儒家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人文信仰。他以“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的独特体认，切入了“天下为公”的儒家王道政治。这种“公天下之政”的王道理念，成了贯穿其一系列政治主张的一条主线，也为他接纳西方国家“公其政于臣民”的民主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郭嵩焘在出使英国之前就开始意识到西洋立国之本在于朝廷政教。通过出使期间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实地考察和历史溯源，他认识到君民相维（“君与民交相维系”）的政治体制是英国富强的制度原因，也认识到政治体制与社会教化的联动关系，进而将西方政治文明视为一个“有本有末”的整体结构。
“利天下”，是“公天下”的应有之义，即在具体制度上要广用人才，广利百姓，以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从“公其政”引申出“公其利”，必然要求“利天下”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务求便民的行政制度，以通商为本的经济制度，维持国体保护人民的外交制度等。
在出使英国期间，郭嵩焘发现英国税收、邮政、路政等“务求便民”的行政制度竟然符合“圣王便民”的王道理念。出使归国后，郭嵩焘更以是否“便民”作为中国各种行政措施的评判标准，从而提出了废除厘金制、征收土税、清理钱法等制度变革建议。
郭嵩焘坚持“利民为本”的传统治国方略，并在与西方国家交涉洋务的实践中开始意识到晚清中国的“利民”办法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即所谓“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他对西洋“以通商为本”的经济制度颇有兴趣，并为之叹服。在他看来，西洋意在通商，中国就需“以通商应之”。因此，开办机器局，要借助沿海商人之力；开采矿产应委之于商民；兴修铁路不能只靠国家之力，亦可鼓励商民兴建。政府则要重视工商业，重视商人，消除一些制度性障碍，提供一种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由于郭嵩焘在思想上重视外交工作，在行动上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工作职责，他的外交活动得到了西方国家官方和民间的高度肯定。他奉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使馆，奏请成立了第一个领事馆，确立了第一个出使工作纪律和行为规范，对于我国近代外交活动的正常化、规范化、法制化均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郭嵩焘清醒看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教化的不足之处，成为当时主张学习西方民主法治的重要法律人物。郭氏为礼学名家，其丰富的礼治思想和实践，更促进了他对西方法治社会的关注和接受。出使期间，郭嵩焘对英国律师制度、审判制度、监狱制度等都有所接触和认识。他还奏请清政府派员参加万国刑罚监牢会，希望中国借鉴西方监狱的教养之道，体现了一种深沉的教育关怀。他将万国公法视为三代礼治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大加推崇，尤能体现其从传统礼治走向现代法治的思想变化。他肯定万国公法作为“保国安民之计”的战略意义，并在实践中依据万国公法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努力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本国人民。
简而言之，在洋务时期的知识界和思想界，郭嵩焘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和各种具体制度的制度构想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火花，对于刚刚起步向西方世界寻找保国安民真理的中国人很有启迪意义，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宜忽视的重要地位。
再次，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教”，涵义十分宽泛，主要有三层意义：一是宗教，二是社会教化，三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郭嵩焘的社会教化思想和学校教育改革思想值得进一步研究。
郭嵩焘自咸丰十一年（1861）后，常将人心和风俗连为一体，合称为“人心风俗”。应该说，人心是个人心性及其外化的社会行为和习惯；风俗是特定历史时期、地域的社会和集体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二者具有紧密的相关性。郭氏认为，晚清人心风俗之末弊是应当且可以改变的。转移民风，培养其本源，使之“革使向善”，实际上就是人心风俗的改革和建设。郭嵩焘人心风俗论以道德为核心内涵：一是事关道德的概念范畴应用。郭氏运用善恶、公私、义利、是非等概念范畴来分析晚清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道德现象。二是道德判断的理论立场。郭氏主要是从中外伦理思想中寻找分析、解决道德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现实应对策略。三是道德认知的思想方法。郭氏主张“思大而公者”，认为君子作为道德理想人格，本身就要求先立其大，立心为公。因此，道德蕴意始终是郭嵩焘人心风俗论的基本内核。
鉴于人心风俗问题的高度复杂性，郭嵩焘并不孤悬道德救世的单一路径，而将之渗透到学校德育和政治伦理的具体实践。郭嵩焘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较深，认为学术与人心关系深厚，故有“欲治天下，必自明学术以正人心始”之说。按照他的分析，人心风俗之所以日坏，本源在于“人心不肯向学”。这个“学”，即是“立身制行”之学，所以读经明理和立身制行实为一体两面。他又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科学、中国“经济之学”与西方“政治学”相提并论，实际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郭嵩焘看来，只有经世实学或谓“正学”，才能有整理学校、培育人才、端正人心风俗的理论根基和实践能力。
郭嵩焘认为，吏治和人心风俗相为表里，故挽救人心风俗的根本手段就在于整顿吏治。在传统德治视野下，官吏极为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推行政治教化。欲正天下人心，首先就要官员正己以正人，树立政治道德典范。因此，他提出了“破利立公”“破名务实”“破气立诚”“破意成纯”四级工夫。(https://www.daowen.com)
概言之，在郭嵩焘的理论视野中，道德、学术、政治三位一体，互为表里，可谓是道学政相统一的儒学传统的近代体现。
在教育改革方面，郭嵩焘将“学仕两途相倚”作为晚清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他看来，官学沦为利禄之阶，书院也日益官学化，学校制度已经迷失在仕进利禄之途中不能自拔。这实际上是将科举制视为晚清官学和书院丧失教育本质的直接原因。
郭氏对晚清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这种批判，首先是基于他对“三代”教育的推崇和追求之上的。郭氏认为，三代时期的教育是全民教育，培养各种职业（“四民”）的人才，并不局限于专门培养“士”的狭窄范围；同时也是一种全面教育，旨在培养德、行、艺兼修的“通才”。
郭氏又以“三代学校之制”的理念去诠释西方义务教育制度、英国大学自治制度，认识到了西方“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制度之优越性。
因此，郭嵩焘对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总体设计，就是学习借鉴西方学仕两途相倚的学校制度，重建三代学校制度。一方面，学仕两途分立。学并非仅有仕这种单一出路，而可以凭借所学之艺自谋生计。另一方面，学仕相倚互成。学可造就仕，仕必出于学。在思想层面上，郭嵩焘从国家本源大计的高度提出了“学校三百年振兴”之说，主张制定新的学校章程，循序渐进地推广新式学校，要求全面发展留学生教育。在实践层面上，郭嵩焘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并开设天文算学课程，积极推动学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又次，郭嵩焘继承了中国哲学的原道精神，其“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 之说，为我们理解其道论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他看来，豪杰把握“事几”需要明辨理势关系，故洋务外交急需“明理审几之才”；审几要“以诚为本”，故“公天下”“利天下”的制度构建都要以诚为本；知仁勇是诚体之用，故要纠正轻视勇德的传统偏见，倡导“圣贤－豪杰”型理想人格；修身工夫尽在致知、诚意两项，致知属知，诚意属行，知易行难，故社会政治实践要重视事功；圣人所制之礼是以诚为本，是修道的手段，是以外在规范来纠正人的气质之偏，也就是絜矩之道，故礼既可塑造国人又可沟通中外；“诚”要以“礼为之”，故落实在学校教育之中便当“明礼”，而明理审几为精义之学，故学校教育又要讲求“明义”。可见，以“诚” “几”为中介，可以更加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出郭嵩焘社会政治思想的道论依据。
道要靠诚才能得以确定，要由几而得以推行，从而无论是作为社会个体还是作为人类整体，人的立诚、审几对于成就道之全体大用都具有关键意义。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立诚、审几又是确立、推行正确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制度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在郭嵩焘看来，西方在“顺从民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和“人己兼治”的法治制度，也是颇为符合三代之礼的原则与精神的。他从中国三代“有道”、秦汉“无道”的传统理学道统观出发，将“政教风俗”视为人文价值理想意义上的“道”，认识到“道”非一个民族、地域所能专有，从而肯定西方政教良善、实为“有道”。由此，开放式地引入外国之“道”“器”，以实现中国“圣人之道”“三代之治”的改革和重建，就是合理而应当的。郭嵩焘的道论在思想史上的变革意义即于此可见。
作为一个坚持儒家“三代之治”政治理想的思想家，郭嵩焘却能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政治文明，故而根本区别于僵化死守儒家信条的顽固派，从而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近代转型中展现了他的特殊的思想贡献。这与郭嵩焘独特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
一是“思大而公者”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 “思其大者”，即是通观古今之理势。援古证今的客观依据是理势统一。郭嵩焘运用理势统一的思想方法分析了晚清社会的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 “思其公者”，即是审量天下人心。郭氏强调为政者要充分了解人情民心和天下人心，其根本办法则是“公天下之政”。这就要求建立“公天下”的政治体制和“利天下”的各项制度，并塑造“去私立公” 的人心风俗。可以说， “思大而公者”，是树立历史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一种基本方法。
二是“参证中外”的比较方法。这就要知己知彼，既要懂得西法的本末体用，又要熟知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要在两者的反复比较中掌握好晚清中国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轻重缓急。这也拓展了“循序渐进”思想的哲学内涵和方法论意义。
三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实事求是”本是汉学家训诂、考证、雠校经典文献的治学方法。郭嵩焘采用这种汉学方法，完成了《礼记质疑》等经学著作。他又将实事求是精神贯注到经世实践中，更将“实学”与西方科学相沟通，把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与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和哲学品格。
从郭嵩焘政治思维的整体来看，“思其大而公者”“参证中外”“实事求是” 三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正是立足于上述三者所构成的方法论基础，郭嵩焘以儒学的基本立场实现了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接纳和借鉴，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模式的初步探索，并为近代中国人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时代难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
最后，郭嵩焘是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倡导者、引领者和践行者，他通过撰写奏疏、从教办学、刊印著述等方式倡导时代新风，引领思想潮流，推动制度变迁。虽然“转型时代”尚未到来，但是郭嵩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仍通过各种途径对晚清政治文化转型产生了不宜低估的影响。
基于晚清中国“失养失教”的政治困境，郭嵩焘通过传统和现代相沟通的方式，寻求重塑政治文明体，以应对世界性的近代化潮流。与此同时，在他寻求解决社会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过程中，又面临着王权体制下传统士人的困境和中西之争中近代学人的困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的困境。
作为挽澜者，郭嵩焘却被浪潮席卷而去。晚清时代政治文化转型的努力始终在社会性质的制约下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课题，亦吸引或鞭策着晚清以来无数思想家和政治家继续努力作出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