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战略方向：优势互补，弥合能力缺口，合作创新主导
竞争与合作都是典型的企业行为。但是，长期以来，竞争行为作为企业和市场活力的源泉，受到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企业才开始从对立竞争转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战略联盟作为合作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受到青睐。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甚至宣称“20世纪90年代是战略联盟的年代”。在传媒业，除了传统媒体集团之间日益频繁的合作外，大规模的跨媒体战略联盟成为合作的主流形式。截至2007年11月，成立刚满一年的雅虎报业广告联盟的成员数量已经增加至415个日报、140个周报，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旗下16家报纸。从2001年开始，我国传媒行业的合作开始由零星的跨媒体合作转向大规模的战略联盟。由于最早受到互联网的冲击，报业对于合作的愿望最为强烈。自2001年以来，报业联盟已有20个之多，并经历了两次创建高潮。第一个报业联盟创建高峰出现在报业“寒冬论”盛行之际的2005年。第二个高峰是在2007年，并一直延续到2008年。
对于企业能力的结构优化，我们以前经常用通俗化的“木桶原理”来表达，即一只木桶的最高水位不是取决于最长的一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板。我们把最短的这块板称为“能力缺口”。能力缺口的弥补有两种方式：第一，自己去补；第二，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来相互弥补。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传媒业之间的融合使得“能力缺口”往往形成于产业融合程度较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采用“滚雪球”式的自我能力培育方式，很可能能力还没有培育起来就已经过时了。因此，产业融合背景下的能力缺口的弥合往往采用第二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借助联盟相互弥补、实现双赢的案例占据了主流。例如，美国的Google公司也和众多的报社之间结成联盟关系，这样能够使搜索到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而这些报社也在加入了内容在搜索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扩散影响力的机会。中国的百度搜索引擎实际上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和比较大的传媒集团结成战略联盟。传统媒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也与互联网等新媒体构成了战略联盟。上述腾讯与《重庆商报》合作创新的大渝网、与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的大楚网都是很好的案例。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创新使它获得了自己无法采集到的新闻信息内容。而《重庆商报》拥有采集新闻信息的能力和资格，但是它的发行系统和今天年轻一代的信息获取渠道之间相对来说有一些游离。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需要低成本的信息连接渠道，腾讯急需要新闻信息的专业化集成能力。这是双方的能力缺口所在，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双方2006年4月份开始合作，到了年底已经实现了盈利，而实现盈利的基本原因在于，它们的运作投入几乎是零成本，需要的仅仅是搭建起一个能够相互依托、承载能力弥合的网络平台。2010年，百度与《河南商报》《重庆商报》分别合作建立“河南一百度”“重庆一百度”，着力于打造本土化的网络生活服务体系，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尝试。
在中国，新媒体发展受到较多的限制，想突破限制，很多时候是通过合作来获得进入目标市场的合法渠道。此外，国际跨国传媒集团渗透进入中国传媒业市场走的也是这样一种合作创新的路。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在印度电视业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电视业的地位，这一成就使得默多克对进入中国传媒业市场梦寐以求。他一直想寻找一个进入中国的通道，以复制新闻集团在印度的优势地位，但是中国的传媒业市场关口把控非常严格。他原来入股凤凰卫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通过凤凰卫视这个渠道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发现凤凰卫视也只是在中国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难以实现全面落地的计划。2007年，默多克把原来拥有的凤凰卫视的股权分出来了一半给了中国移动，意在寻找第二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即中国移动。他寄希望于中国的移动手机电视标准确立后，通过中国移动这个手机电视的服务渠道，把新闻集团所具有的庞大内容服务渗透进来。实际上，凤凰卫视在手机报方面已经与中国移动有了一些合作，把凤凰卫视的资讯渗透进来。默多克的这种合作创新，意在出让股权来购买渠道。(https://www.daowen.com)
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在相对封闭的区域或者行业垄断环境下，中国传媒业都是非常自信的，都喜欢全资、单干。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能力缺口需要弥补呢？新媒体的背景在这里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新媒体对信息接触平台的不断挖掘，模糊了原有的传媒业边界。以前传媒业在某个领域里可能非常强势，但是当产业边界模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尽管传媒业做得还是一样好，但是原来的市场地位却可能突然间就被瓦解了。这个有点类似于以前的打字机行业，做得非常精美，价格也非常公道，但是在电脑普及之后，整个行业就被淘汰了，这就是产业融合的结果。现在，传媒业合作创新成为主流的基础就在于产业之间的融合，它使原有市场上的霸主不能成为现在的霸主，它造成了传播的盲点、能力的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继续成就传媒业在既有市场结构下的霸主地位，只有通过与融合市场上的那些能够提供独特价值的合作者来实现。这一结论，尤其是在所谓的“全媒体战略”成为各个媒体集团争相进军的当前，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因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区域与行业性的传媒业垄断是我国传媒业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并且是恶性竞争的根源，即现有恶性竞争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准许进入的竞争空间相对狭小，导致在有限的空间内涌入过多的资源，进而形成恶性对抗的局面。同时，我们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它是打破垄断坚冰，让消费者权益和公共利益得到保障的最重要前提。合作是比竞争更成熟、更理性、成长空间更大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作，能够使得处于较低经营层次的竞争者获得更高层次的经营能力，而这需要由充分的竞争来保证。
关于竞争、合作、垄断三者的关系将是我国传媒业未来研究的重点，研究问题也将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产业融合、媒介形态多样化导致原有产业领域内领军者的能力结构出现了缺口，要想维持优势地位，必须寻找能力互补的合作伙伴。因此，合作将成为新传播技术推动下大众传媒演变的必然趋势，如何从竞争优势的打造转向合作优势的打造将是全球传媒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二，针对我国传媒业而言，产业融合模糊了区域与行业的边界，原有行政力量赋予传媒集团的区域与行业垄断基础将逐步消解，将迫使我国传媒集团由垄断向竞争，进而向合作演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竞争还没有被充分培育，合作很有可能被传媒集团当作重新构建垄断的工具，形成所谓“互不竞争”的合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