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媒体融合的政治沟通价值取向
从政治沟通的视野来看，我国互联网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标本价值。“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是突破民主两难困境的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纠正，即在现有代议制民主框架内增加直接民主的含量。”[16]而作为现代社会实现广泛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网络政治参与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超越了传统政治参与，呈现出巨大的魅力[17]。在我国，与互联网勃兴相伴随的是民间舆论场的兴起，尤其是传播去中心化的趋势，给了普通民众更多借助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这直接改变了普通公众政治参与机会的构成。所谓“网络政治参与”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独特风景，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及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18]近期调查表明，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亦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19]。反过来看，或许正是传统媒体对上述政治参与机会供给的匮乏才给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媒体融合，其实质是希望传统媒体能够向新媒体学习如何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机会与参与空间的经验和技巧。如果仅仅是传播技术层面的融合，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事情；但是，传统媒体要形成类似新媒体这样的功能与价值供给，却是对既有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就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单一权力中心格局，目前已经被市场与新传播技术这两种力量所改变，形成多利益群体和组织的复合体，而这正是“国家治理”概念提出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体系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而互联网赋予了这些利益主体使用大众传播平台宣示自身权利的机会。在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下，只有党政体系手中才有麦克风，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机会相对偏少，政治参与成本也比较高；而上述两种力量的结合，以民间舆论场的形式直接改变了既有传播权力结构关系。我们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多主体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政府如何与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对话与沟通能力的培育，成为“可沟通政府”，实现从“独白”到“对话”的话语能力结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可沟通”的基础是“可信任”，即，在信任基础上的沟通才是有效沟通，缺乏信任的沟通往往是事倍功半；因此，沟通能力的培育也是始于信任的构建。(https://www.daowen.com)
概言之，建设“可沟通”“可信任”的党政话语体系是国家治理共识达成、推动治理理念落实的基础性能力目标，同时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能力目标。从当前我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遭遇到的问题来看，大部分是因为政府扮演了不可沟通的角色，作为官方媒体的传统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当中常常无法担当起沟通政府与公众的基本职能，无法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最起码的机会。青岛植树事件、三峡大坝建设争议、厦门PX项目风波、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上海至杭州磁悬浮建设争议、乌坎事件、个人所得税法案调整争论以及新医改政策等事件均已经表明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当下中国，行政部门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行政决策中，如何吸纳多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和如何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以提高其程序正当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应对的紧迫问题。在一个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还在封闭的权力运行体系中奉行自说自话的管理理念，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多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社会问题治理的协商机制，都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政治沟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新媒体平台的价值而言，不仅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互动的通道，更多是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的本质也在于此。
此外，从政府政治沟通能力培育的层面来看，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忽视。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去科层化”的功能。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20]。由此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亦在于此，即对新媒体作为先行者的探索经验予以放大和扩散，在“治理党政”和“党政治理”两个层次上形成相互促进的价值，最终以传播力量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独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