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与国际竞争力：价值偏好在动力结构中的表现
作为国际竞争力生成之动力结构的电视剧制作商权益安排方式显然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一个与政策规制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利益格局的呈现。长期以来，竞争、垄断、管制、多样化四大问题彼此制约，难解难分。如何处理这些彼此关联且时常冲突的问题，这是西方传媒政策法规的核心任务[60]。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 J.Havick）曾概括出传播政策制订的四种理论模式：一是经济规制，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二是新多元主义；三是多元主义；四是政府主导，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61]。上文所述的三种电视剧产制模式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不同的传播规制偏好的结果。其中，美国模式显示了多元主义和经济规制的博弈，强调对垄断的限制，给予市场竞争者平等的获利机会以实现节目的多元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电视节目生产者剩余索取权的保障，带来了生产者收益边界的不断扩张，多级窗口的结果是海外市场的争胜优势的形成。英国模式则强调了多元主义、新多元主义与政府主导联合的公共性倾向。因为规制的核心价值尺度的公共利益属性，源于对因市场竞争伤害电视公益品质的排斥，生产者处于与市场相对隔离的状态，无动力制作出发行到海外的、低文化折扣的电视剧；同时，低度市场化带来的效率损失导致的制作高成本也是海外市场拓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以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一经济尺度来看待英国模式或许有点鸡同鸭讲，但是，从守土有责尺度来讲，英国模式似乎也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英国模式呈现出的保守力量或许是这一窘况形成的深层因素。韩国模式则是政府主导与经济规制的合谋，经济效率的偏好甚至强于美国模式，并不惜以牺牲多元化为代价。其中，生产者收益受国内市场总量的限制而相对有限，导致海外市场扩展成为生产者收益扩张的必然路径。政府与寡头合谋使这一与“国家资本主义”类似的模式和英国模式的价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经济追赶，或者说，经济优先的社会发展路径设计是这一模式形成的基础，但其可持续性如何现在还难以预料。
那么，传媒规制对电视业的影响是如何演变的呢？尤其是韩国电视剧产制模式下衍生出的冲突为何以国际竞争力培养取向主导呢？库伦伯格与麦奎尔关于传媒政策纵向演进的研究显示，现代传媒政策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次序可以划分为三个范式：第一阶段从19世纪到“二战”爆发，管制目的是促进竞争，反对垄断；第二阶段自1945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侧重于传媒公共服务的政策取向；第三阶段即1990年至今仍在演化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全球化快速发展，民族国家政府、国内公司、跨国公司三者共同主导传播政策的变化，公司力求放松管制，以此拓展并打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政府则逐渐从干预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并给予经济而非社会与文化福利更多的优先权，通常遵循市场、技术、消费者和公民意愿的逻辑，而不是强行实施其目标[62]。将上述三种电视剧的产制模式置于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考察，我们也就不奇怪韩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偏好、英国电视剧价值取向与这一演进方向的偏离，以及美国电视节目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势地位了。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模式表现出深深的第一阶段范式的烙印，但1995～1996年前后一系列严格管制的政策，如《财政利益与辛迪加法案》《黄金时间准入法案》相继废止；新的《1996年电信法案》的颁布，展示了一个由多样向同一的转向[63]，经济规制、效率优先的原则明显占据了优先位置。在英国，《1996年广播电视法》提出，法案的宗旨在于“解放英国的广播电视业，使其成为21世纪世界的领袖”[64]，主要目标是通过放松管制，在依旧贯彻多元化的基础上，促使现有不同传媒与跨媒体所有权的自由化，提高经济效率，并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赞成（所有权）自由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为了帮助英国传媒在海外市场上更具竞争力”[65]。英国传媒政策的走向也出现了从单纯公共服务向公共服务与市场效率并重的转变，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公共服务者角色的惯性，该法案的设想还没有被成功地贯彻，英国模式仍表现出较强的第二阶段范式的特征。韩国传媒规制中表现出的多元化的努力与文化产业的效率导向之间的冲突则集中体现出了上述三种范式的影响，韩国1999年《广播法案》的逻辑起点表现出第一阶段范式的特征，甚至一度（1980～1987）在公共服务的旗帜下取消了民营电视网的生存资格[66]，但最终文化产业政策的经济效率偏好以第三阶段范式主导了电视业的发展，不仅为三大电视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而且文化产业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作为良好的政绩而让政府引以为豪。(https://www.daowen.com)
至此，我们可以有一个简要的总结。在没有确定一个完整的价值框架的前提下，我们很难说哪一种产制模式更优劣，本文只是选择了近年国际传媒规制主流演变趋势作为考察三种产制模式的一个视角，将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贯通能力培育作为考察问题的路径，并依次解释电视剧国际竞争力形成的核心动力结构形态。上述三种电视剧产制模式提供了三种国际竞争力生成的动力结构分析样本，其中美国模式与韩国模式不仅为电视剧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提供了制作商收益优先保障的动力结构，而且使这一结构富于弹性和张力，大大延展了电视剧流通的市场边界；相比较而言，英国模式尽管为电视剧制作商提供了安全的、低风险的权益保障，但因为这一机制没有优先保证制作商权益，而且作为国际竞争力生成的动力结构，生产商只能享有固定的收益，使这一结构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张力，国际市场边界的延展也因此乏力。此外，无论本节所述的政策规制价值目标，还是以美国国际贸易优势为样本导出的制胜因素——国内市场规模、文化贴现等，无不是通过对上述动力结构的影响而发挥作用，最终形成海外市场延展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