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必然

1.平衡“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15%～50%和50%以上为界，把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划分为精英、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并形成了其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1981年，滕大春先生在《谈谈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首次将特罗的理论引介到我国^[1]，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理论才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并逐渐影响到国家教育决策。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末“在有数据可比的153个国家中，3%的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2]，我国正处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过渡时期，根据国家和各省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普遍达到50%甚至60%以上，中西部地区的黑龙江、湖北将超过60%^[3]。就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涵而言，它不仅仅是指高等院校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还包括高等教育的质性变化，如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功能的扩展、质量标准的多元化等^[4]。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教育质量一直是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一直以来都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从实际来看，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否真的下降了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教育的整体质量来分析，过去的20年，我国本科院校进入世界前500强的数量逐年增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高职教育在世界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活跃在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是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构建和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保证和评价体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聚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力支撑，构建政府、院校、社会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学校的迅速扩张带来的内部治理难度的增加成为众多高职院校快速发展的难题，加之办学经费获取能力的限制和人才流动带来的挑战更加影响学校效能的提高，构建和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各高职院校平衡“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矛盾的当务之急。(https://www.daowen.com)

2.满足社会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

政府推动高等教育扩张是因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全球竞争力、社会公平和社会宽容有一定的贡献，同时高等教育的扩张是市场力量对受教育的人力资本需求的回应^[5]。高等教育的扩张或多或少与社会对毕业生的知识、技能和获得认证的专业能力的需求同步。公民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增加获得更安全、更有趣以及收入更高的工作的机会，有助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这些原因基本是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的共识。

社会对于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化。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价值判断标准不一，学习者自身对于个体职业规划和学习需求不一，高等教育应具备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高等教育提供的教育服务需要满足受教育者个人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市场的需求，精英教育阶段坚持“合格”的质量观，而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应坚持“合用”的质量观，适合的就是优质的。但是适用的质量观存在功利性和市场需求片面性的质疑，所以很多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观是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相适应的，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信息时代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生产方式在快速变革，岗位需要劳动者个体具备的技能在调整，岗位自身也在变化，甚至可能会出现某个专业对应的岗位在几年之后不再被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情况，因此对于学习者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可迁移能力的培养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职责。

为了适应社会和市场发展需要的外适质量和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个适质量要求，高职院校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调整课程体系，以满足社会对多元化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