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序
一、把握特征的线索，特别是中国佛教之特征
在前章，我们已经以判断及推理之表现方法为线索，能把握到了中国人思维方法之若干特征。现在想检讨这些思维方法之特征，实际对于汉民族文化之形成，有了怎样的影响。但全面检讨广大的中国文化之全领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里先简单检讨中国诸语言形成及古代思想（特别是佛教东来以前的）。看是否可以认出其有何种思维方法之特征。这是第一个线索。
本书更进而把重点放在这些思维方法特征，是如何规定了对佛教之容受形态，并如何使此普通的宗教变形，而且给后代何种影响等，加以考察研究。汉学家福尔克（Alfred Forke）说：“中国人的思想，可说是由佛教始受到训练，并臻于成熟。”[61]中国古来的哲学，几全未注意到这种训练。因之，当我们以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作为问题时，佛教之容受及影响，应该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由于分析检讨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相当的程度，明确理解中国人思维方法的特征。
但在进入各个考察之前，对于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性格上的不同，先要总括地说一下。中国人，把普遍性宗教的佛教，自觉其为普遍的而加以容受。在此限度内，可说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连续。然而随时代之演变，尽管中国人没有自觉到这一点，但在无意之中，佛教变了样子，成立了中国独特的、受中国思维方法限定的佛教。
使其发生这种改变的最有力原因，是中国佛教经典完全翻译成为本国的语言。
试观南亚细亚诸国之佛教，锡兰、缅甸、暹罗、柬埔寨等，都是保存着巴利语的三藏，将巴利语作为教团用语。巴利语之起源虽在学者间有意见上的不同，但无疑的，这是在印度所成立的语言。因之，南亚细亚所用的是在印度成立的原始佛教圣典。虽部分地翻译为各国的语言，但土语经典，仅为教导一般民众之用，不大受到重视。僧侣们是读巴利语的圣典，用巴利语去理解的。另一方面，西藏人将佛教圣典翻译为西藏语，成立了庞大的西藏《大藏经》。但这是梵语经典的极忠实的直译，忠实到读译文即能想定原文的程度。
然而汉译三藏，是倾注全力去翻译从印度或中亚细亚带来的梵语或胡语的经典。[62]一译为本国语言后，即舍弃原文于不顾。这大概有种种的原因；但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佛教传来以前，中国已发达有高度的文化，并成为一般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的既成势力，所以把新来佛教摄取、包容，同化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若谓系因与印度语之完全不同，则亚洲其他民族，也与印度语言全然有别。）汉译佛典，是很不拘形式的意译。鸠摩罗什的翻译，古来称为名译。但这是从中国的审美观来看，以优美之文所叙述的；与其说是翻译，无宁说是创作，更为适当。并且对于同一原语之译文，常因译者而各异。即在同一翻译者，对同一原语的译语，亦随经论之不同而不同。甚者，在同一书中，也有不断变更其译语的。这与西藏《大藏经》，原语同，译语即同，有显著的差别。所以汉译经典的全部，是译经者个人的艺术的创造力。而且在翻译经典的文章中，并将翻译者自己的解释，当做是经典自身的文章一样，也插入于经文之中。[63]这是西藏《大藏经》所完全没有的现象。
经由这样的努力，多数的经典均被翻译了出来。汉文《大藏经》，较之其他任何语言所记的《大藏经》，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中国的僧侣信徒，将这些译文之一字一句，视为绝对的东西而加以崇仰研究。也有极少数的中国僧侣参照梵文，但这完全是例外；对于思想之形成，没有多大的影响。[64]
二、对于经典内容之误解
由于仅单就译文崇仰研究的缘故，对于经典之内容，当然难以避免误解。以汉字音译梵文的方法，因译者而不同。于是因音译方法之不同，常有把同一原语而完全当做别的东西解释。还有，以汉字音译梵语原语时，用的汉字，不过仅有表音的意义。但中国人却以此为表意文字，而使其寓有深远的美的哲学的意味。此种倾向，对于中国佛教，绝非偶然之事。梵语与汉语的语言构造之不同，对于新的中国佛教之形成，有极深的影响。并且将单纯的表音文字误解为表意文字，而陈述中国人独特的解释。(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就中的一例，我们可以举天台的“四悉檀”的解释。龙树著的《大智度论》（第一卷）云：
有四种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为人悉檀，三者对治悉檀，四者第一义悉檀。四悉檀中，总摄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皆是实相无相违背。
这里所说的四悉檀，是分佛法为四类。悉檀是梵语Siddhanta之音译，是说立教的方法、宗义、定说之意。故谓佛以四方法使众生成就佛道。然南岳慧思禅师，解“悉”为完全、普遍的意味；而以“檀”为梵语的Dāna的音译，解为“施”的意味；而以佛以此四法遍施众生，故谓之悉檀。[65]天台大师，也依慧思的解释，而且这成为天台宗极重要的教义。
就连有关文字方面，都有这样的误解。故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完全隔绝的另一世界的印度文化，这是当然的。中国佛教的大家们，对于印度文物，也缺乏明确的观念，故动辄附会着中国文物去理解。
例如章安尊者灌顶，[66]有如下之说明：“如瑞应（经）云，太子乘羊车诣师学书，师教二字，谓梵·佉偻。此二字应诠世间礼、乐、医方、技艺、治政之法。故是世间二字也。”这里所引文句中的梵是Brahmi文字音译的减省，佉偻是Kharosthi文字音译的减省，都是古代印度文字样式之名。然章安尊者却不知道这是文字的样式，而认为是中国礼乐的学问。而谢灵运则以“梵·佉偻”是人名之略称者。
三、中国佛教诸派之形成
一面有这些偏差，一面，中国的佛教诸宗派，慢慢地形成了。这些宗派中，以从印度传来的译经为直接基准，并以此为唯一的依据的宗派（应称为学派），在中国没有充分生根。在中国很繁荣，而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血肉者，是中国人自己开创的宗派。具体地说，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四论宗、地论宗、摄论宗、法相宗，都是以一个或数个“论”为依据；而这些“论”都是印度论师所著的教义纲要书；在以此为准据的范围内，不过是印度佛教的学问的延续。因之，这是印度的。所以这些只是学僧们的学派，与一般民众几全无关系。涅槃宗、真言宗等，虽以经典为归依，但不曾以适合于中国人的途径形成教义，所以没有多大势力。然而，律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都是中国和尚适合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生活以立教义而且使之普及的，于是中国佛教遂因以成立。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宋学、阳明学，屡经指摘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但这不是受了印度佛教诸派的影响，而是受了中国佛教诸派的影响。
而且在中国的佛教诸派中，最后支配佛教界全体的是禅宗。禅宗在初期并无专作禅宗用的特别寺院。为方便起见，是寄托在一般寺院之中，而且好像是分院。到了百丈怀海（七二〇至八一四）的时候，才创始了不由律制的禅院，按照独自的规定（清规）修行。自唐末经过五代，禅宗分为五家。痛快的临济宗、谨严的沩仰宗、细密的曹洞宗、奇古的云门宗、详细的法眼宗，各自发扬独自的宗风。到宋朝，全国鼎盛，有禅宗代表了佛教之观。元代以后，喇嘛教传入中国，二分天下，几乎占有二分之一的势力。但以后禅宗渐回复其势力，今日几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归一于禅宗。而且所谓禅宗者，是与净土念佛之行相融合的禅。此种禅宗，是完全适合于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生活的佛教。佛教到了禅宗而完成了新的发展与形貌。思想形态也显著地变化了。
中国禅宗的僧侣，纵使是德行很高的人，也常缺乏充分的佛教教学的知识。例如大珠慧海这样有名的人，对于五阴二十五有这类佛教术语也误解了。因此教家（以经论为准据的佛教家）时或批评禅家为无学者。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变化，而且扩大遍及于全中国，所以检讨禅宗变貌之迹象，是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之最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