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自然之本性
一、随顺自然
仅注视于能够具象地感觉得到的领域，而且觉得万物仅因人而存在的这一思维倾向，自然尊重存在于人之中的自然理法。中国自古以来即存在的“天”之观念，原本就是在和人密切关连之上所想出来的。[181]从周初诗人之诗看，认为天是生人的，天是人之祖先，同时又规定人应常常遵从的道德律赋与之。[182]孔子承受此一思想，他很重视“知天命”；这是顺从由天所赋与，而为人所具备之道德性的事情。[183]在以孔教为国教，本孔教以政治的古代中国，系基于自然法以制定实定法，致使一部分近代西洋非常地感激。西洋自然法的观念，与中国古代自然法之观念，有哪些不同，那是另一独立研究的课题。然两者之间，存有类似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顺从人之本性的主张，在与孔子稍有不同的意味上，古代中国其他的学者，也存有这种想法。墨子认为统治者应行天之所欲，不行天之所不欲，服从天之意志以实行兼爱。老子极力主张人道在于顺随天道，故人道之根本即是天道。杨朱主张人之本性唯食色之欲而已，所以不为他人谋，亦不害他人，仅满足自己之欲即可。“从心而动，不违自然。”孟子谓人性皆善，诱于物始有恶，教人应勤修养以发挥本性。庄子主张全性；其末学甚至说复性。王弼强调“反本”。唐代李翱继承中庸的思想，著《复性书》，说人性之善而静；此一思想，在宋学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性的概念，不待说，居宋学的中心地位。“顺自然之性”的主张是中国思想史一贯的长流。
佛教被容受以后，也流入此一大流之中。佛教徒反对向外求道，极力用力于内观。禅宗，是中国古来之思想，以中国的表现法所表明的佛教。“万法齐观，归复自然。”[184]而且对于人之迷或悟，都解释为自然之本性，即是“自性”之动向。“心即地，性即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之作，不可向身求。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185]作为我们身心之原理的“自性”，或悟或迷的自性——作为这样的自然之本性，是印度佛教徒所无法想象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以此为受了道家的影响。[186]但这恐怕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在禅宗中所展现的形态。
不过，要等佛教徒容认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还必须得经过相当复杂的反省思索的过程。嘉祥大师吉藏说，[187]中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老庄）把作为现象之万有，和作为本体之太虚，看作是各别的东西。“未即万有为太虚。”然而在佛教，“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188]即是承认现象，现象即是绝对者之显现。所以老庄之学，“尚未能即无为以游万有”。不能在现象世界的实践生活中，认定绝对的意义。但佛教则“不动真际，而建立诸法”。即是能立于绝对之境地而建设现实的生活。此一论难是否恰当，固尚有问题。但嘉祥大师，是向着肯定现实界，承认人的自然意义的这一方向，站在此一立场而立论，则是可以断定的。天台宗或华严宗，使此一立场更为彻底。天台宗说事与理非二，两者相即融通。事即是理，所以才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个个现象之姿，即是绝对。华严宗更进而说事与事之相即相入。在事与事无碍圆融的关连中，存在着绝对的意义；此外，无所谓特别的“理”。由各种不同之形之显现，这件事本身即是“性”（性起之说）。
像这样，肯定现实界的思想愈彻底，而且抽象的思辨愈退潮，其结局是，现实之自然世界就此作为绝对者被加以肯定。到了禅宗，对于绝对者是什么的质问，常答以“庭前柏树子”，或者“麻三斤”。苏东坡有“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之诗。“柳绿桃红”也是同样的意趣。自然主义的倾向，遂至把天地间之事事物物，都视为大道之表现。
当然，对于轻率的自然主义，禅宗本身之中，也发生反拨。例如大珠慧海说：“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189]说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人如吃笋，应为吃一切法身。如此之言，何堪齿录。”[190]
然而，一般人却安于视单纯的自然为绝对。而且天台宗遂说“草木国土，悉皆成佛”。存于自然中的物体，开悟即能成佛。一般地说，中国思想，有将自然看作至高至美的倾向；有将人与自然物看作一样的倾向。这一倾向，终竟也就此规定了佛教思想。
因之，中国的佛教徒（尤其是禅宗），要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看取绝对的意义。“欲趣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191]“赵州问：如何是道，泉（南泉）云：平常心是道。”[192]“僧问：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学人不会。师曰：热即取凉，寒即向火。”[193](https://www.daowen.com)
所以悟后的境地，是与现实的世界无所异。“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194]“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不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95]还有，“日日是好日”，[196]也是同一思想的一般的表现。
悟的境地，仅从外面看，与以前的境地，在外观上并无所异。例如下面的问答，使人印象极深，透露出无限的余韵。——僧问：“如何是佛？”师云：“殿里的。”僧云：“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师云：“殿里的。”[197]
但是，外部的状况纵无稍异，然得悟以前与得悟以后，精神上不能不是两样。有人问何谓道，香严智闲禅师答谓“枯木龙吟”，“髑髅里眼睛”。[198]枯木并非枯干死物。在看来好似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之中，绝对之光在活动，体得真理者之活动，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禅僧以印象的事例，作诗的表现。
将自然或现实加以绝对化的结果，中国人怀抱着典型的optimism（乐观主义）。这也成为乐天主义，认为现世是好的。并且认为完全的东西是在地上。于是“圣人”的观念遂以成立。所谓圣人者，是周公孔子这种人，是完人。圣人不是神，彻底是人，而且是道的本身。在艺术方面，王羲之被称为“书圣”，杜甫被称为“诗圣”，将之当作是艺术领域上道理的至善显现。到了魏晋时代的“无”的思想，把生成者或一者之概念，也与圣人或至人之概念相混同。至人因为把握了无（道），所以使一切的现象成为现象，使一切之人各得其正。
二、天人相与的关系
与自然思想相关连，所以顺便说及“天人相与的关系”。战国时代，阴阳家倡导一种自然崇拜思想；此思想之残渣，很强力地残留于汉代生活之中。其说法是，自然现象与人事现象，是互相关连的。人之代表者的君主，若行善政，则自然现象也有秩序，即是说自然秩序也适应于人之秩序而风调雨顺。反之，君主之行为不正，也反映于自然现象而发生灾异。主张此事最力者为前汉之董仲舒。认为天灾地变，都是天所以警告君主的。
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后世也有相当的影响。容受佛教之际，特别重视说灾异的经典。《金光明经》乃其典型。此经之第十三章《正论品》，详说国王若不守法，即会招致可怕的结果。即是，国内多虚伪与斗争，宰相及群臣对国王将有不法的行动。而且干神怒，起战祸，敌来侵略，国土被蹂躏；家族分离，人无乐事。不仅如此，自然现象也呈变态“吹异样之风，降异样之雨，星宿日月失常。谷物花果种子不熟。起饥馑，诸天不喜”。故国王必须以舍弃生命与王位之觉悟，实行守法的政治。因国王行恶政而发生天灾地变的事，在佛典，可算完全是例外。但中国的佛教徒，特将此例外视为很重要。此经典有五种汉译本。在中国并很盛行由此经而来之金光明忏法。注释书也非常之多。
而且由印度来到中国弘法的归化僧，也作适应于中国人此一思想形态之说法。例外求那跋摩这样的教宋文帝：“帝王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出一嘉言，女士皆悦。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劳力，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