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东洋人之思维方法
一、判断及推理之表现形式与东洋人之思维方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对东洋人中特别有论理自觉的四个民族（按指印度、中国、日本、西藏，本书仅译出中国之部），将其各个民族之思维方法的特征加以考察了。其次，对东洋人全体之思维方法，我们能不能看出什么特征来呢？
毕竟，东洋这一个名词，其适用范围并不明确。在中国，说到东洋，便指的是日本。而在西洋，所谓Orient或Morgenland，只含巴比伦或及而不及中国、日本、印度。但在日本，则主要是指日本、中国、印度及其周围之诸国。这里所说的东洋，方便上，指上述四个民族，及在其文化支配下的民族而言。
我们对于这四个民族，已经检讨了它们的单纯的判断与推理的表现形式，其间，并没有认出有某种共同的倾向或特征。印度人常重视普遍；而其他民族之一般倾向，则常注视特殊或个物。全般地说，印度人恋慕无限者；而其他民族则执著有限者。前者追求看不见的东西，而后者则多止于可视的范围之内。印度人注视于人的主体的侧面，站在超人的立场，有形而上学的思维倾向；而其他民族则站在人的立场，想就感觉的、经验的、现实的物质生活以解决其问题。即是，东洋的多数民族，多是就人的关系以把握理解客观的事物或理法；而印度人，或可说是站在离开人的境地去认识真理。
但不能因此而即断定印度民族与其他民族为东洋人之二大类型。例如从对于内属判断之自觉的这一点看，则日本人能把内属判断之表现形式，从其他判断之形式区别出来；而在中国、印度、西藏诸民族则不能充分加以区别。
关于东洋的论理，人常作如下的说法。在东洋，精密论理之自觉较迟，没有显示充分的发展。尤其是东洋的论理与实践有紧密的关连，其在时间的主体的面，占有支配的地位。真的，对于中国人，日本人之论理意识，或可以这样地说。但印度的论理学，其推理的运用方法，彻底是客观的，且有精密的反省。从它的精密性这一点来看，在某种场合，可以说其凌驾了西洋的形式论理学。连锁式的运用方法，也是各民族都不同，很难建立一共同之类型。
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在有关判断及推理的表现形式的范围内，我们不能建立东洋人一般的特征。并且在其中作类形的分类，也很困难。因此，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通于东洋人一般的思维方法之特征的东西，并不存在。
二、各种文化现象与东洋人之思维方法
然则，在各种文化现象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看出通于一般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之特征的东西呢。若是在判断及推理的表现形式，已经是多种多样，没有可以称为“东洋”的东西；则文化现象是思维能力之所产，恐怕也没有这种共通的特征之存在。然而世上不断主张强调着所谓“东洋的特性”。在日本，在西洋，都是如此。我们在下面试将所主张的特性加以考察。
首先，屡为一般人所说的是认为在东洋没有充分自觉到作为人的个人之存在，而将个人从属于普遍者。例如黑格尔主张东洋的神、绝对者，是具有普遍者（Das Allgemeine）的性格。“东洋的各种宗教，其根本的情形如下。仅仅一个实体（subslang）的本身才是真的东西（Das Wahrhafte），个人仅对立于绝对的有者（Das Anundfürsich seiende）其自身无何种价值，也不能有何种价值，个人只有由其与实体合而为一时始获得真的价值。然而，此时，个人还不是作为主体（subjekt），而系消失于无意识的东西之中。”[233]并且，对于东西思想之差异作如下的说法：“反之，在希腊的宗教或基督教，主体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也不能不这样地想。”但在东洋哲学中，则“有限者之否定也存在。然而，这仅在个人与实体者统一上，才能达到自己的自由；仅在这种意味上才否定有限者”。黑格尔对于东洋的古典，仅通过翻译而得到很少的知识；但这种见解，则是许多西洋人所共有的。
黑格尔的话果是事实吗？真的，在东洋，对于某种意味的权威作盲目服从的文化现象，颇为显著。然在西洋，果真能断定没有此种现象，能断定“自己是自由”吗？像西洋中世那样的对于权威全面的，而且彻底之盲信，并基于此种盲信而来的对异质文化的根本的破坏，在东洋不曾有过。黑格尔所说的“与实体成为一体”的这种现象，在某些场合上，不是西方更为显著吗？
还有，许多人认为东洋人的事物看法是直觉的，因之，不是有组织的建立秩序去加以把握。但西洋人的看法则是推理的、论理的，力求组织的立定秩序去加以把握。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方法，真可说有“直觉的”特征。然而，在印度人，便很难这样说了。例如阿毗达磨文献学者们极烦琐的议论，虽是论理的，却很难说是直觉的。不消拿出困难的神学文献为例，在印度绘画雕刻中所看到的复杂和异幻十分富有情趣，这与直觉的把握可说是相去很远。它每从作品之一部移其注意之焦点于他部时，使其成立复杂的观念联合，将观者带进到异常的空想的气氛之中。
还有许多人主张东洋人的思维方法是综合的，西洋人则是分析的。汉语的单语等，好像是与人以综合的印象；但这毋宁是在分析以前的阶段。既未经分析的过程，便很难称为综合的。另一方，印度人对语言现象、心理现象之分析极为精巧。这是一般学者所承认的。并且，西洋人也很难说仅是分析的。例如印度的文法学，长于词语分析；然关于文章综合的构成的思索，则是拙劣的。而希腊的语法学，在研究词语综合方面之文章论，也留下很优秀的业绩。因此，把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仅与以综合的特征，是相当勉强的。
这里，再从知识的问题加以考察看看吧。韦伯（Max Weber）说：“亚细亚一切哲学及救济论（soteriologie），其最后共同的前提，‘知的事’（wissen）——文献的知识与神秘的直观（Gnōsis）——在其究极，都是现世及来世到最高福祉的唯一的绝对的道。试着好好地注意考察，它不是对于支配世间事物，支配自然生活及社会生活及两者共同生活之法则的知，而是对于世界与人生之‘意味’的哲学的知。这样的知识，不能由西洋的经验的学问手段方法所代替，是自然可以理解的。又从其学问本来固有的目的说，追究经验的学问是不行的。”[234]真的，东洋人思考性知识，这里所指摘的倾向特强，固系事实；然而我们在西洋思想史中，至少一部分，不是有同样的倾向吗？这里所用的Gnosis（神秘的直观）这一名词，便是希腊语。还有，西部亚细亚之诸宗教中，也可看出此种倾向，故不能说仅是印度与中国的特征。在西洋，在布诺特诺斯（Plotinos，204-270）等新柏拉图派中，也明显表现此一倾向。其渊源可推定出于柏拉图。也有人想象此等哲学诸学派，恐怕是受了印度或波斯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两者间的关系，一直到现在还不明了。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作为想以知识提高基督教之信仰的运动，于是出现了神秘的直观派。在中世纪，被视为异端的一部分的神秘思想家，例如托拉（Tanler，1300-1361）、爱克哈特（Ekkehard）也有这种倾向。
还有人这样地想。世界主要的宗教，都是在亚细亚成立的，所以若将亚细亚也包含在内而称为东洋，则东洋是宗教的，而西洋则称为非宗教的。此种见解，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日本，相当有力，今日也未完全消失。然既已如上所指摘的，同是东洋人之中，印度人是极度宗教的，而中国人的精神习性，则绝难说是宗教的。相反的，西洋人方面，倒还远较中国人为宗教的。
从来有许多人主张西洋文明是“物质的”，而东洋文明则是“精神的”、“灵性的”。但这也是错误。非宗教的民族，不应称之为“精神的”、“灵性的”。
还有人，把东洋称为“道德的”；这同样也是浅薄的见解。人只要是过社会生活，便不能不有道德，旧日中国及日本的道德之中的某些东西，为近代西洋所不行，于是固持旧道德的日本人，便提出这样的特征。(https://www.daowen.com)
又有人认为东洋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东洋思想之根本是“无”，即所谓“东洋的无”。老庄的哲学，固然是说“无”的。然而印度哲学，一般则是追研“有的东西”（只是此“有的东西”之意义，与希腊哲学家的不同）。在印度哲学中，认为“有的东西”仅能基于“有的东西”才能成立的这种思维倾向特为有力。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虽系说“空”，然印度佛教徒已常主张“空”与“无”异。[235]佛教入中国，格义盛行的时候，虽将二者视为相同，然嘉祥大师等，[236]亦屡主张佛教之“空”，并不同于老庄之“无”。所以用“东洋的无”的一语以约束东洋思想之全般，是极为危险的。
再回到思维方法的根本问题上来看，有许多人主张西洋人是合理主义的，而东洋人则为非合理主义的。此一特征的说法，在战后的今日，特为一般人所相信，所采用。尤其认为日本人是非合理主义的。真的，日本人在形式论理的思考方面，不很高明。而且带有非合理的性格，已如前所指摘（按指《日本人的思维方法》编）。但仔细地想，日本人一般实践的方法，动辄有追随一个理法的倾向。即是向个别的人伦组织之归依，以此为价值批判之基准。因此，可说这种意味的合理性依然是有的。——若是这也可以称为合理的话。
中国人，初看，好像是非合理的。汉语之表现方法极不正确，中国人没有发达论理学，从这些地方看，大体可以这样说。然而，非论理的，并不一定即是非合理的。正因为中国思想的合理主义的性格，所以能与近代西洋的启蒙思想以显著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韦伯说：“儒教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缺少一切宗教基础的渣滓。在此一意义上，是非常合理主义的。同时，在缺少非功利的一切尺度，并排斥非功利主义的一切尺度的这一点上，除了边沁的论理体系以外，较之任何体系都要来得更现实。”[237]这里所指的是，中国人是较昔日的西洋人更为合理的。而且正因为这种合理的性格，所以中国思想，才能与乌尔夫（Wolff，1679-1754）及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非常的感激，使其成为抵抗中世传统桎梏的武器。
印度人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虽然没有像西洋那样的发展；然在心理现象之分析，及语言构造之分析的这一点上，较之古代中世的西洋人，作过远为绵密的思索。而且在以顺随于通往过去、现在、未来的永远之理法为理想的限度内，印度人也是很合理的。印度人没有出现“不合理所以我便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的这种思想。印度人一般因为重视普遍者的缘故，所以同时也是论理的。是论理的，而且是合理的。反之，西洋的宗教，乃非合理的，也是非论理的。这点，西洋人自己也知道。例如：虔敬而且热烈地信仰的基督教徒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说：“比较于东洋的论理的宗教（Logische Religionen），耶稣福音，为非论理的。”[238]
另有，在东洋的合理主义与西洋的合理主义之间，有人认为有一种区别。例如韦伯说：“西洋的实践的合理主义与东洋的这种合理主义，外表上或事实上，虽有若干类似之处，然性质是极度不同。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合理主义，指的是否定传统之拘束，信仰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理性之力。”
这种议论，大体上像有道理；然否定传统的权威或拘束的思想，中国先秦时代也有。印度在佛陀出世前后的都市社会中也很显著。其后，并由自然哲学家或论理学者所倡导。近世日本，也有自由思想之萌芽。因之，在此一点上，东洋与西洋，只有程度或量的分布之差，不能认为有本质之别。在近代西洋，此种思想倾向固然有力，然中世纪绝非如此。所以也不能在这一点上建立东西洋之区别。
与此相关连，所谓尚古的保守性，中国特为显著，日本人的此一倾向也很强；但印度则仅部分是如此。占印度民族很大部分的回教徒，表面上，与印度的民族宗教绝缘。所以也很难以尚古的保守性为东洋一般的特征。还有，尚古的性格，虽为中国人及印度人的共同部分，然印度人是连结于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普遍的法理；而中国人则系以个别的先例为龟鉴。同一是尚古的性格，而在其基底上则存有不同的思想。
又有人认为东洋人不是有静的把握各种事象之特征吗？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及印度人的思维方法之显著的特征。然而日本人对于事象之变化，则有锐敏的感觉。佛教儒学为日本容受之后，也转化为动的性格。因此，不能把东洋人之思维方法，都概括为“静的”。西洋人对生命现象或历史的进化或进步的观念，到近世才开始显著，很难说是古来便有此种思想。
更有人主张东洋思想，以宽容和恕的精神为特色，以此与西洋思想相对比。西洋的宗教，强调为宗教而斗争。“人若来到我这里，不憎恨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乃至自己的生命，即不能成为我的弟子。”（《路加传》）“我是要投火于地上来的。……你们以为我是为了给和平于地上而来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如此。反之，是为了纷争。自今以后，若一家有五人，则三人对二人争，二人对三人争。父对于子，子对于父，母对于女，女对于母，姑姑对于媳妇，媳妇对于姑嫜，互分互争。”（同上）这种抗争的激烈思想，毕竟为东洋宗教所未有。印度的宗教界，古来皆漂着安静与和平的气息。瞿昙、大雄，皆在和平中终其天年。中国古来有完全信仰的自由。被称为“信仰自由之使徒”的伏尔泰，在此一点完全为中国法律所迷惑。[239]信仰自由之原则，日本虽因国家之干涉，在与政治有关连之面，未能充分实现，然一般日本人憎恨异端之情绪并不很强。
宽容和恕的思想，是基于容许各种不同的哲学的世界观而成立的。但我们若将此立场加以详细考察，则知印度人是从形而上学的见地而承认各种类型的哲学思想之并存。中国人则多从政治的实践的立场以谋融和妥协。日本人则有强调诸种思想之历史的风土的特殊性的倾向。国家对于诸宗教之干涉，印度不很显著，中国则在某一程度上稍有此种情形，在日本则达到极端。因之，把这些情形，说成一整个的“东洋的”，不能不有所踌躇。而且宽容和恕的精神，在近代西洋，尤其为由启蒙思想家或虔敬主义者所倡导。而亚细亚中的伊朗，则到处排斥宗教上的异说。
还有许多西洋人认为东洋思想是遁世的，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关心很稀薄。基督教是说世界内部之实践，而东洋诸宗教则都教人出世。[240]此种批评，在西洋成为常识的见解。韦伯氏说：“所谓对于现世漠不关心（we indifferenz）者，是所与的态度。——这不论是采取外面的遁世之形，或虽在现世内部，但行动对现世是不关心之形。总之，是采现世与自己的行动相反的行为，而不是通两者为一的行为。”[241]据韦伯氏说，西洋近代的清教主义伦理的基本信条，是“现世内的禁欲主义”（das innerweltliche asketentum）。所以不是像冥想时那样的遁世的，而是积极享受神意，想将现世加以伦理的合理化。由日常行动之合理化以昂扬到天职之域，即以此保证其福祉。反之，亚细亚的宗教，不外于是冥想的，或是狂热的，或是“无感觉的法悦”者之集团；他们以现世内的行动为无意义而想由此脱离出去。佛教之修道僧，不是没有行为。但他们最后的目的在于脱离再生之“环”（轮回），因此，其行为不是彻底的现世内之合理化。[242]真的，清教主义的伦理，确如韦伯氏所说。然而中世及其以前的西洋思想，不必是由现世内的合理化之态度所贯穿。“冥想的或狂热的无感觉的法悦者的集团”，在西洋一样是存在的。扩大到东洋许多国家中的宗教，是强调此种现世内的活动的大乘佛教。而且伊朗的宗教也有显著的现世倾向。
又有的主张东洋人是顺随自然，想实现自然与人的一体化；但在西洋则是人想克服自然的。然而向自然活动，想克服自然的努力，在东洋并不是不存在。中国、印度都有大规模的运河堤防、城塞等的构筑。而另一方面，则想投入于大自然怀抱之中，憧憬于自然的思想，西洋也不是没有。因之，在这一点上，很难建立截然分明的界线。在哲学的问题上看，主观与客观之对立，在古代印度哲学，也已经提出了此一问题。只是自然科学何以特别发达于近代的西洋的理由，不能不加以考察，但对于自然的态度，不易明白划分东西洋的区别。
以上，把从来所指为东洋思想之特征的，略加检讨，很难看出在与西洋思想之对比上有一明确的共同特征。东洋诸民族间，虽有某种程度之类似性，但视之为全般的特征，而且认其为西洋所无，以使其与西洋相对比，我觉得是不可能。
这样，全般的“东洋的”特征既不存在，但东洋各民族之不同的思维方法之特征，则不能不加以承认。这由佛教为东洋各民族所变貌容受的这一事实，即可明白证明此一见解。
当然，佛教是世界宗教；尤其是对东洋诸民族的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与以极深的影响，所以纵使民族不同，但各民族佛教徒之间，关于思维方法，当然有其共同性。在佛教的范围内，任何民族之信徒，也必有其一贯性。然而此种一贯性，不能推及于全般的东洋民族。[243]因为东洋民族并非都是佛教徒。东洋诸民族佛教徒间之类似性、共通性，绝不能表示东洋人一般的共通性或类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