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小说
在吾人称为文学之中，有诗、评论、随笔、论文、戏曲、小说等种类。然而，在这些中，代表文学两极的形式的是诗与小说，其他不过是在二者之中间的东西。实际，诗与小说，是很明白的，对照着文学中之南极与北极，即是，对照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两极。吾人特对此点加以叙述。
如前章（艺术中诗的概念）所述，大概的小说，本质上，它的情操都是主观的诗的精神。所以，在此限度内看，则小说也与诗相同，不能不说是广义的主观的艺术。然而，此时的主观性，是在创造背后的态度，而不是面对事实的观照的态度；作为观照的态度，几乎在小说所约束的形态内，一切作品，都是客观的。实际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可说是存于此观照中的客观性（若小说不是客观的，那便成为诗——散文诗）。
诗与小说，在这一点上，实有判然的区别。诗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文学，这不仅在态度之上，其观照的自身即是主观的。即是，在诗，对象不是作为对象去观察，而是由主观的气氛、情绪，作为感情，去加以眺望。相反的，在小说，则对象与主观分离，以纯知的眼去加以观察。所以，即使同样是以恋爱为题材，在诗，则由感情与以歌咏；而在小说，则作为事件或心理的经过，由外部的观察加以描写。因此，从这点看，诗可说是“感情的东西”，小说可认为是“知的东西”。
但是，从此一关系看，若以为小说家比之于诗人更是知的人物，则实是可惊可笑的谬误。假定就智慧的优劣说，则诗人是优于小说家，而不会劣于小说家。何以故？如前章所述（观照的主观与客观），在认识上客观与主观的不同，不过是智慧在感情中结合，及智慧从感情中独立的不同；其知性活动的实质，并无所变。仅因样式之不同，于是诗是由感情所歌咏，小说是由客观所描写。而且，此一样式上的不同，是决定区别诗人与小说家的根本态度。
诗人因为常常是主观的眺望世界，认识与感情结合，所以不能像小说家样，现实的观照真正客观的存在。反之，小说家则对任何东西也是客观的，从外部作知的观察。因此，小说家不能进入到诗人所住的“作为心情（heart）之意味”的世界。所以，结果诗人不能创作真的小说，小说家不能作真的诗。小说家作的诗，大概彻底是观照的，尽管辞句凝炼，意思周到，但在某种根本的地方，没有诗的生命的要素，使人感到有“无音的钓钟”之感。因为他们不是用“心情”作诗，而是用知的“头脑”作诗的原故。相反的，诗人写的小说，因为它的观照为主观之霭所蒙住，总是觉得不很够劲，缺乏真正小说的现实感。
这样想来，诗人与小说家的一致点，仅是在人生观中本质的“诗”；在作为艺术家的态度上，其素质是全然不同的。小说的立场，是要现实地看人生的真实，所以至少在观点上，不能不排斥主观的情感（sentiment）。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教示了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典型的规范。为使小说成其为小说，在观照的形式上，与诗距离愈远愈好。是小说，而又是诗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没有气力的文学”。然而，在精神上看，真的小说，不可没有诗的精神所高扬的东西。究竟地说，好像科学是在人生中的诗的逆说样，小说是在文学中的诗的逆说。这种自然主义的主张，其所以说小说“像科学”，并且向一切诗的东西挑战，其原因在此。实际，自然主义的文学论，是由逆说所说的小说之道的极致。
在前面其它的一章里，吾人把表现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譬喻为两个旅行家的态度。即是，前者是“为目的之旅行家”，后者是“为旅行的旅行家”。现在，诗与小说的观照的态度，和此一比喻很相适合。诗应该是祈诉着主观上的情欲或生活感，向目的作一直线的表现。然而小说与此不同，它是对于观察人类生活中的社会相感到兴味。对于小说家来说，主观的人生观或理念，不成为表现的直接目的。表现的直接目的，乃存于观照社会的实情，通人情，知风俗，旅行所到，皆有真切之观察。所以小说是人生中的一种“学习”，且是真正的“工作”。
诗在这一点的态度上，与小说大不相同。诗人是“为目的之旅行家”；对于旅行之自身，艺术之自身，并无兴味。他们仅常揭示主观，诉说自我（ego）。所以作诗都是一种“祈祷”，“咏叹”。诗人不要像小说家那样，观察人类生活之实情，研究社会之风俗。即是，诗人没有真的艺术的学习与工作。艺术之对于诗人是“祈祷”；既不是什么“工作”，也不是什么“学习”。诗人是真正的“为生活的艺术家”。而小说家则是把艺术当作毕生事业之真正“为艺术的艺术家”。(https://www.daowen.com)
像这样，诗的目的，是诉“生活之情欲”而不描写“生活之事实”，所以诗几乎完全没有所谓“生活描写”的这种东西。诗的内容，常是主观的呼唤、祈祷；并且是纯一的感情——气氛、情调、情欲（passion）。在诗，任何思想、观念，都用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并且，愈是更纯粹的诗，其观念愈是融合于气氛、情调之中。所以诗没有像小说所描写样的生活描写，没有生活事实的报告。这里，若是把艺术上的“生活”一语，使用作“生活描写”的意味，而且将“为生活的艺术”解释为“描写生活事实的艺术”，则诗倒无所谓“生活”。反之，小说倒成为“为生活的艺术”。但是，这种思想的胡闹，有如小孩般的无常识，已如前述。诗不属于日本文坛之所谓“生活派的文学”（参照“为生活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
像这样，诗有祈祷而无生活描写；小说有生活描写而无祈祷。从这种关系看，诗的世界，是属于“观念界”，“空想界”；小说的世界，是属于“现象界”，“经验界”。前者是柏拉图的世界，而后者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也可说前者之态度是哲学的，后者之态度是科学的。所以小说的表现，常是科学的，分析的，对于部分的细节也详细描写出来。然而，诗的表现是哲学的，综合的，直感到全体的意味。并且，从这种特色说，诗的表现，必然会走进到象征。象征的说明留在后面。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一般人以为诗是贵族的，小说是大众的，这种见解。此一普遍的见解，当然有其相当的真理。因为诗不像小说那样，有多数的公众读者；至少，在此种意味上，诗比之于小说是超俗的。但是所谓“贵族的”，“大众的”，我们先应常识地知道在这种地方到底含的什么意味。举例看是吧，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比较中，大家说前者是平民的，后者是贵族的。因为苏格拉底站在街头和谁也可以谈话，至少，他不是个装腔作势的人。而柏拉图则是深居于学园之中，以典雅持身的人物。
在这里，此种定评是适当的。但若在作为哲学家的态度说，则苏格拉底决非大众的，倒比柏拉图更是贵族的。实在，此一有风义的哲学者，憎恶一切俗众的愚劣的东西，憎恶俗众的先入之见，由此而在狱内被毒死。所以，在此一态度上说，他与柏拉图都是贵族的（超俗众的）人物。并且，若是这种意味，则此处所称为“贵族的”的语言，正是耶稣、佛陀、托尔斯泰，乃至一切的志士与生活者所共通的，而成为其人格本质的特色。不仅如此，艺术本身的目的，本来便是贵族的。因为艺术不是献媚于俗众，而是启蒙俗众，指导俗众的。
所以在诗与小说的比较上，以小说为俗众，恰如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比较上，仅注意到后者，是更乐易可亲的这种表面上之气质或趣味性；至于艺术上的本质，则应系别一问题。从本质上说，小说也和诗一样，有超俗的贵族性，并且也非如此不可。实际，诗人与小说家的分别，不关系于此点之高贵性，仅在于风格、趣味上的人物的不同。即是，小说家的趣味，大概是世俗的，风俗是通俗的。所以他们倾耳于男女之私情，乐闻市井之闲话，混入于社交或家庭之中，作新闻记者的观察。他们的小说题材，都从这种地方出来的。
反之，诗人因为大概都没有此种世俗的趣味，要写小说也没有题材，便走进更超俗的诗的这一方面去。在此一限度内，小说确是俗众的。然而，在作为艺术的本质，则未必是俗众主义的东西。吾人不能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较之哥德的诗为更非贵族的。不论是小说家，不论是诗人，艺术家在本质上不是俗物。并且这里的所谓“俗物”，是指的缺乏关系于全般价值意识之人性（humanity）的人物。故芭蕉说：“要高而归于俗”，大概就是小说家的金科玉律吧。[279]
然而诗在别的意味，还是有着小说所没有的特殊的艺术的超俗性。因此，诗不能像小说样的普遍，没有公众的广大读者。在这一点上，诗或者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是贵族的东西。然而，诗的本质的精神，不可思议的，却是站在与民众相通的完全同一的线上。下面就来说明这种“诗与民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