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艺术家
“诗人是艺术家吗？”的这一质问，好像“梵哑铃是乐器吗？”的质问一样，听来实近于胡闹。但是，此一质问，不论何时，对于我们的诗人实系很认真地提出来的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有许多实际不是艺术家的本质上的诗人。他们没有艺术的表现，然而，气质上并不亚于任何诗人，有着热情高的理念，不断憧憬着浪漫的爱，常常高扬着纯一的主观。例如耶稣、穆罕默德样的宗教家；哥伦布、马哥波罗样的旅行家，苏格拉底、布鲁诺（Hiordano Bruno）样的热情哲学家；孔子、老子样的人类思想家；吉田松阴、云井龙雄样的志士革命家等。他们实际不是艺术家，或者多少带一点艺术家的才能亦未可知。但是，写过一二首呆拙的诗的苏格拉底，写了纪录性的旅行记的马哥波罗，与有定评的文学者相比时，实不足称道。若是什么人问何者是艺术家，当会毫不踌躇地答复为后者。然而，若是，换一个质问的方式，而问谁是诗人的人物，则恐怕任何人也感到困惑，不经过踌躇便答复不出来。实际，那位浪漫空想的旅行家马哥波罗和哥伦布，比之于职业的文士，从人物上说，谁能说他不是诗人呢？从著述这点来看，宗教的经典，柏拉图的哲学，老子的道德经，马哥波罗的旅行记，比之于写实主义的美术或小说，实更有诗意，更接近到诗这一语的本质感。
从这样想，诗与艺术，诗人与艺术家，不必是同物异名的语言；好像在什么地方，有某种性质不同，精神各别的东西一样。至少，“诗”的定义，与“艺术”的定义并不相同。若是如此，则宗教的经典，某种哲学书，在纯粹的意味上，不能说是艺术品，但比之于真艺术品的美术或小说之类，却值得称为是“诗的”；这是一种不可思议，而成为认识上的混乱矛盾。所以诗与艺术确系属于各别的语言，在严格的意味上被区别着。这里接着而来的问题，即为何谓是诗人，何谓艺术家的两个清楚的质问。先从前一质问来答复吧。
什么是诗人呢？不待说，诗人是高扬着诗的精神的人物。那末，诗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即是指主观主义的一切精神。所以诗人的定义，简言之，是“主观主义者”。详言之，所谓诗人者，指的是理想家（idealist），追求生活的幻想，不断做着梦的人类梦想家。指的是常常多情善感，热情激荡的人类浪漫家。所以，真的诗人，常常是发见于空想的旅行家、冒险家、宗教家、哲学者们的范畴；在语言的纯粹意味，他们才应说是真正的诗人。并且，作为艺术家的诗人，在这种本质的气质上，也常与其他的人类梦想家相一致。试举例来看吧。大概的诗人，都是一种求道者、旅行家、哲学者；要之，是热情的人类生活家。
试就世界代表性的诗人来考查此一事实吧。先在日本看，芭蕉、人磨、西行，是如此。他们是人生的求道者；是毕生的浪漫旅行家（日本昔日的诗人，奇怪的，都是旅行家。他们好像要就自然看出心的理念之故乡一样）。在外国看，拜伦是殉身于正义的热血儿，海涅（Heine）是一面歌咏纯精神的恋爱，一面是热心革命的人生战士。哥德、席勒，是哲学家，甚且是一种宗教家。到了爱尔勒鲁、李白，则是典型的纯精神的虚无主义者，赌生命于陶醉之刹那，将殉身于所思慕之高翔感，是真正“诗情中之诗情”的诗人。济慈（Keats）雪莱（Shelley）马拉梅（Mallarme）之徒，都是象征的存在主义者，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宗教家。此外，蒲特雷（Eaudelaire）是天主教的求道者，同时，又是异端的哲学家；爱尔哈伦、惠特曼（Whitman），是一种社会的志士。并且鬼才诗人兰波，在文坛上仅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写了少数像样的诗以后，便和彗星样地消失了。因为他想在非洲的沙漠中实践更是诗的生活。他说：“写诗这类东西的人，是无聊的人。”“真的诗人是不写诗的。”恰似我们的石川啄木，一面自己嘲弄自己是诗人，一面因为生涯得不到安慰而作诗一样。
所以“诗人”这句话，其自身不外乎是“生活者”的意味。他们实在所追寻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是可以充心灵饥渴的理念世界的实现。所有一切的诗人，在他欢乐的酒杯中，或者在他想实现的理想社会之梦中，将赌出他生活的高潮（climax）而甘心为它殉死。所以他们的志士，是颓废者（decadant），是旅行家，是哲学家。而所谓“人生”者，对诗人来说，什么也不是，仅是“诗所实现的梦”，对于梦的慕恋而已。所以诗人的真精神常存于生活而不在于艺术，不在于表现。表现之对于诗人，不过是悲哀的安慰的祈祷。
像这样想来，诗人的定义，是“生活者”而不是“艺术家”，应可以清楚了。然而，诗人既是表现者，则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艺术家。所以诗人与艺术家，是由圆的外周切线所连结的两个中心不同的语言。换言之，诗人是作为表现者而始应属于艺术家这一范畴的人物。但是，等等看吧！果真是如此吗？这一定义没有错误吗？若真是如此，则可称为纯粹的诗人的，不是像李白那样的艺术家，而是无任何表现的、纯真的主观生活者，即所谓“不作诗的诗人”。有表现的诗人，一方面，仅因其为艺术家故而不是纯一的诗人。如前章所述，一切的表现都是观照，无客观便不能有的。诗既也是表现，则无客观即无艺术。所以诗人的主观，不是真正纯一的主观（感情的本身），而是被观照所客观化，被智慧所照射于表现之中的特殊的知的活动。可以说是“被客观化了的主观”，“被表现了的主观”。当然这种东西，不能说是纯粹的主观。纯粹的主观者，不是这种表现者的诗人，而是其他想由行为创造生活的“不作诗的诗人”。所以，可说为真正纯粹意味的诗人，不是与艺术家切线的诗人，而是与艺术家之圆完全分离的其他主观生活者——宗教家、冒险家、旅行家——的一群。他们的生活是行为。并且，行为之中，无观照、无表现，所以常常作为纯粹的主观，能够一条直线地彻底下去。
但是，我们对于过于抽象，过于论理化的概念，将要敬而远之。因为实际上“不作诗的诗人”的这种命题，等于说“没有脊椎的脊椎动物”样，是奇怪的语言上的欺瞒（trick），是属于事实上所没有的思辨上的抽象概念。实际，“诗”的一语，仅是对艺术的表现而说的，所以没有表现的诗，没有表现的诗人的说法，事实上是无意义的。这种说法，是把诗的本质的精神——诗精神的本身——无限扩大到无形体的世界里面去了。艺术，是肉体与灵魂，表现与精神的结合。所以我们不能想到无肉体的灵魂，不能思维到无表现的“诗的幽灵”。诗仅因其有表现而后始可说是诗。(https://www.daowen.com)
所以，诗人这句语，又常常是指“表现者”。单纯的“生活者”，决非真意味的诗人。诗人的正确定义，也不是单纯的生活者，也不是单纯的艺术家，而指的是把两方拿到一个中心的某种特别的人。换言之，所谓诗人者，指的是“想要祈诉的主观者”与“想要表现的客观者”的相互调和，坚固结合的人格。然而，此种主观者与客观者，在许多场合是不必一致的。并且这两种天性，常是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何以故？因为主观者之自身是感情，是表现为激烈爆发行为的，酒神的激情；但是客观者是智慧，是面对着表现的观照，是冷静明澈的日神（Apollon）的理性。酒神与日神，在普通的人格中是不容易并存的。
行为的诗人与表现的诗人，实从这里区别。前者，即是“不作诗的诗人”们，纯粹的主观的、感情的，但没有观照的客观性的智慧。所以他们立刻像酒神的爆发，走向作为行动的诗。然而艺术家的诗人，其背后经常藏着智慧，是微妙的日神的静观者，所以观念不爆发于行动，而移向表现的认识那一方面去了——人愈无智愈显得勇敢、有智慧愈胆怯。并且从此一分歧点，而成为唐吉诃德（Don Quixote西班牙小说家塞凡提斯Miguel de Cuantes Saavedra所著小说中之主人，成为夸大妄想之典型）与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所著小说之人物，成为冥想忧郁而无实行力之典型）两种的典型。不待说，艺术家都是属于哈姆雷特型的。艺术家谁都保持着由命运所决定，无法成为唐吉诃德的素质。纵然或者有的多少与之接近，但毕竟不过是日神式的酒神，是哈姆雷特型的唐吉诃德。即是，由于他的大胆行为的影子，因而智慧的胆怯蒙住了眼睛。
所以真的“有天分的诗人”，必系主观者与客观者，生活者与艺术者，结合于一个人格之内，以10对10的比例得到平衡的人。若是一方优于他方，则会成为“不作诗的诗人”，或者反转来，仅有艺术才能，而缺乏诗的精神，无灵魂的“没有诗的诗人”。对于这种不幸的例子，吾人实际闻见得很多。例如我们王朝时期的歌人在原业平，是日本无比的热情的恋爱诗人，而且是愤慨于藤原氏的专横，常抱着最大反感的志士，恰可比拟于德国诗人海涅（Heine）。但是，他的和歌，并不怎么样高明，比之于人磨、西行，只能算是二流的；即是，正如一般的定评，意有余而词不足，表现的才能，仅能达到主观的六分。至于他的哥哥行平，尽管更是诗人的热情家，但作为诗人来看，几乎是无能的，仅有点末流的才能。并且与他们相反的，有表现才能，但缺少诗的灵魂的诗人，则例不胜举，在我们周围随处可以发见。
所以可具备诗人资格的方程式是：
主观者（生活者）+客观者（艺术家）=诗人
而且主观与客观的数值，应尽可能的是同等。古来一切伟大的诗人，在此调和上是完全，并多量保有二者的数值（其数值愈大，二者相加算之和亦愈大）。例如，芭蕉、[278]哥德、尼釆、李太白，都是如此。他们一面是热烈的生活者，一贯地追逐人生之梦的诗人；另一面，又常常是纯粹的艺术家，苦心于表现，彻底于观照的真正的艺术家。假使他们不是如此，恐怕不能由他们留下那样有价值的作品。要之，所谓诗人者，是生活者与艺术家的混血儿，而且多量的含融着两者之血的矛盾中的美丽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