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

虽然中国在1943年被承认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文明”国家，甚至在1945年还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所爆发的内战，使得中国处于政治动荡之中。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因此处于巨大的变革过程之中。其中，中国外交历经了一场革命，新中国的对外行为与观念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正如牛军所说的：“中共夺取政权还导致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新国家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以往的中国对外关系体系，并给世界政治造成了剧烈的震动和相当长久的影响。”[554](https://www.daowen.com)

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正值东西方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国在冷战初期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越南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了武装冲突或者军事对峙。由于东西方冷战，实际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西方判断中国是否为国际社会合法成员的“文明标准”，中国因此被西方国家视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威胁”。1971年以前，大部分西方国家拒绝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这个所谓的“革命国家”，而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且一部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新中国也被排挤在联合国和其他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国际奥委会之类的国际体育组织）之外。特别是“文革”初期（1966—1968），中国更因为中苏分裂、执行革命外交等原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处于近乎完全孤立、隔绝的状态，与国际社会成员（包括西方国家、苏东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极为紧张。尽管新中国属于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因为它符合一个国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成员之首要标准或者前提条件：拥有主权，但是由于新中国的国际合法性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承认，其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处于张勇进所说的被“疏远”（“alienation”）之地位，[555]或者属于经典英国学派学者阿兰·詹姆斯所说的“参与”程度低之境地。[556]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大大改善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序幕。但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的革命国家”。因此，王逸舟等学者指出：“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对峙的相对边缘位置，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造反者’形象大于‘建设者’作用。”[557]

这有中国自我孤立和来自西方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孤立政策）两个方面的因素。当然，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新中国属于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反抗西方的革命国家”。但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与观念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挑战现存国际规范，另一方面又遵守现存国际规范，但其基本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革命国家”。此外，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对外行为与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上述的双重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