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在冷战这个大背景下，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两大阵营之间作出选择。新中国在冷战中的战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革命外交的色彩，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580]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新中国曾经先后采取过“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二者的意识形态色彩都很浓厚，中国也因此被视为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威胁”，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比较紧张和对抗的状态，中国甚至同美国发生过多起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或严重军事对峙。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一个外交战略方针，即向苏联“一边倒”。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他还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81]这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为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定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即选择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边，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也就是说，在东西方冷战中，新中国选择同苏联结成同盟。它被新中国领导人视为最符合新中国国家利益，并且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信仰相一致的战略选择。[582]“一边倒”战略的实施，大约经历十年，即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
“一边倒”战略的实施，首先表现在中苏结盟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次日，苏联就承认新中国，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该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苏联，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正式访问。经过双方较长时间的谈判与协商，中苏两国在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有关同盟的条款，即缔约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其中一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如果遭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583]与此同时，两国还签署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建立起了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但是，“一边倒”并非意味着中国丧失独立地位，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苏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与分歧。实际上，新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同苏联“老大哥”关系的时候，始终坚持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原则。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告诫说：“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同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584]中国以及苏联一些当事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记述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同苏联关系时保持独立性的事例，现已公布的档案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中超越意识形态、继承传统外交的一面。
“一边倒”战略实施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走上了对抗之路，尽管不能说中美对抗是“一边倒”战略的结果，因为新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基本上是延续了中国内战后期中共同美国之间形成的敌对关系”。[585]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没有关闭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美国政府也认真考虑过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甚至中共与美方有过试探性的接触，但是由于美国拒绝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新中国与美国最终还是进入了紧张对抗的历史时期。从1950年到1958年，新中国与美国多次发生武装冲突或军事对峙，包括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其中，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这场战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流血冲突，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也致使两国关系“处于双方似乎都不能或不愿改善的敌对状态，直到20年后面对同一个安全挑战为止”。[586]很大程度上由于这场战争，中国把美国视为本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和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也把新中国当作美国在东亚地区需要加以遏制的重要对象，采取对中国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敌视政策，开始了美国对华政策“大偏差”的时期。[587]
与此同时，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这集中体现在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上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曾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受到美国的阻挠。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采取坚决反对新中国的政策，并把联合国作为谴责、孤立新中国的重要工具，新中国也因此长期被排挤在联合国机构之外。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在美国的操纵和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在不到两周就通过三个决议，认定朝鲜为侵略者、授权组建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干涉。[588]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处于交战状态。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认定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同年5月18日，联合国又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要求各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589]在1951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由，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从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联合国继续通过多个谴责中国的决议，包括1953年12月3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谴责“朝鲜及中国共产党军队对联合国韩战战俘之暴行”的804号决议、1954年12月10日第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控诉违反朝鲜停战协定扣留和监禁联合国军事人员”的906号决议、1959年10月21日第1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1353号决议（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590]此外，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一直到1954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很少，特别是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更是寥寥无几。除了瑞士联邦在1950年9月14日、芬兰在1950年10月28日、巴基斯坦在1951年5月21日、挪威在1954年10月5日与中国建交之外，只有英国和荷兰分别在1954年6月17日和11月19日同中国互派代办，实现“半建交”。[591]
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左倾化”，中国的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采取“两个拳头打人”或“两条线”的对外战略，在国际社会中被进一步孤立和疏远。(https://www.daowen.com)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同盟中的潜在分歧和矛盾已经开始表面化并日益得到发展，比如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1956年苏共领导人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强调和平过渡表明不同看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埋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困难”，苏联政府在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1957年中苏两国签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相关技术资料，以及1959年9月，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和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错误等。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中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日益激烈并且公开化。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不断恶化。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在华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全部召回，苏联还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受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1960年7月至8月间，中苏边界发生了纠纷。1962年4月，中国新疆六万多人强行越过边界，逃往苏联。1963年7月，苏联同美国、英国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认为签署该条约的一个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核计划的顺利进行，对此加以坚决反对，并于1964年10月成功进行了大气层的核试验，成为核国家。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中国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在机场围攻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及其亲属，中国留学生在苏联散发宣传品等。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部署重兵，暗示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1968年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领导人开始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2月至3月间，中苏两国边防部队甚至在珍宝岛地区不断发生摩擦，中苏关系事实上已经从互为盟友关系逐渐发展到了互为敌手关系。
美国及其盟友十分关注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促使中苏分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一直是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中苏关系分裂是美国政府所欢迎的。然而，中苏分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其对华关系，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新中国的政策。相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主要原因在于，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处于类似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努力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以及大力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因此它比苏联更冒险、更好战、更危险。[592]于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约翰逊政府都继续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并且对新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继续对华贸易禁运、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国际社会中孤立新中国等。作为中美对抗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与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在越南进行了间接的军事较量。1955年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在越南取代法国，以经济与军事援助扶植南越政权，直接插手和干涉越南事务。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向认可、支持和领导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随之不断升级，并最终在1965年决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战略轰炸以及直接派美国地面部队到越南参战。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并于1965年4月，应越南的要求同越方签订了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相关协定。中国先后派出的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三十二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沿海扫雷以及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和国防工程等任务。中国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75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获得完全胜利为止。[593]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中国对外战略便从“一边倒”转向反帝反修的“两条线”或“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代表团的时候，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称为“三个鬼”。也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经把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看作中国要在国际斗争中加以反对的两个目标。1961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解释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具体所指：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3月，毛泽东又先后提出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594]不仅如此，中国还把反帝反修的斗争扩展到某些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印尼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正如杨公素大使在回忆录中所披露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印尼）关系极为友好与密切。那时苏加诺为印尼总统，他提倡反帝反殖、反对世界霸权的口号，与中国当时反帝、反殖、反对战争的政策相吻合，所以中国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中国支持他退出联合国、改组联合国的号召；中国支持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支持他新兴力量国家的设想并费很大力量支援他组织一次新兴力量运动会。”[595]不仅如此，中国还给予印尼共产党以支持。当时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属于合法政党，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论战中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中国在大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同时，对印尼共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596]不仅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中国还有输出革命的观念和行动，把中国视为世界革命的重心，主张以中国的革命模式塑造全世界。[597]甚至旅游也成为“革命外交”的一部分，“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598]
“两条线”或“两个拳头打人”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左倾化”思想的产物，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敌过多、更为孤立，这种消极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绝大部分国家关系恶化，中苏还在1969年发生了武装冲突。甚至中国与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政治关系也出现过危机或紧张状态，中国红卫兵把“反修”矛头指向朝鲜领导人，朝鲜驻华大使于1967年被召回，直到两年半以后才回到北京。[599]中国与某些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受到“文革”的冲击。例如，“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向当地群众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文选》，被肯尼亚政府认为是干涉其内政。北京的红卫兵对一位肯尼亚驻华外交官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为了表示对中方的不满，肯尼亚决定召回驻华大使，也不允许回国参加“文革”并被“批斗”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返回使馆工作。1967年10月，肯尼亚撤回其驻华使馆人员，并宣布一位中国驻肯尼亚使馆随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还对中国驻肯尼亚使馆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1969年3月，肯尼亚单方面宣布将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600]另一方面，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也没有得到改善，中美关系实际上更加恶化，两国军队甚至在越南间接交战。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中，仅有法国于1964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值得指出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革命国家的形象更为鲜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文革”期间，在中国发生过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缅甸大使馆等违反外交规范的事件。在1966—1968年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一个，即也门民主共和国于1968年1月31日同中国建交。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备受孤立的时代。[601]事实上，在1966—1968年间，中国外交部本身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严重冲击，绝大部分驻外大使被召回国参加“文革”，外交部长陈毅受到批斗，甚至造反派还一度夺权并控制了外交部。[602]1969年3月，毛泽东自己也认识到了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严重破坏，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603]但是，此后外交官们还是分批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