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政治思想的结构

近人萧公权氏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孟子之政治思想，遂成为针对虐政之永久抗议。”（原著页九〇）又说：“专制时代忠君不二之论，诚非孟子所能许可。”（页九一）这都是很正确的结论。我现在除了顺着孟子政治思想的结构略述一个轮廓外，再就《孟子》中的人治与法治问题，稍补萧氏之所未及。

孟子在政治上谈“仁义”、谈“王道”的具体内容，只是要把政治从以统治者为出发点，以统治者为归结点的方向，彻底扭转过来，使其成为一切为人民而政治。这点在经过二千多年的我们现在，还不曾完全达到，甚至连观念上也不曾达到的扭转工作，在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不仅把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从属于人民利益之下，由人民的利益来作一切政治措施得失的衡断，并且把儒家所强调的“礼义”，也把它从属于人民现实生活之下，使礼义为人民的生活而存在，而不是使人民的生活为礼义而存在，所以他一再强调“无恒产者无恒心”（《梁惠王上》、《滕文公上》），及“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任何好的主义、名词都是可以伪装利用的；只有人民的现实生活不能加以伪装利用，这才是各种政治思想的试金石。我过去几次指出先秦儒家是把修己治人的标准加以分开的，即是说明儒家在修己方面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决不许假借为期压人民的工具。这点是被过去的人所忽略，因而引起许多争论的思想史中的一大关键。

因为孟子坚持政治应以人民为出发点、为归结点，所以他明白确定政权的移转应由人民来决定。他提出“天与”（《万章上》）的观念来否定统治者把政权当作私产来处理的权利，而他之所谓“天与”，实际便是民与。所以当齐宣王伐燕胜利，想援传统的天命观念来作取燕的根据时（“不取必有天殃”），孟子干脆告诉他：“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即是说，这应当是由民意来决定的事，与天命无关。正因为他认定政权应由人民来决定，所以他便在二千年以前，已经肯定了政治的革命权利（同上“闻诛一夫纣矣”）及人民对统治者的报复权利（同上“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或将人君加以更换的权利（同上“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他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但汤之伐葛，他认为是“为匹夫匹妇复仇”，是王者之师。并且他还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政治上最大的力量，所以他说“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同上），“孰能御之”（同上）“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信能行此五者……则无敌于天下”（同上）。这都是表明人民有力量来决定政治。他这些话初听来不仅是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迂阔，现在读《孟子》的人，恐亦多有同感。但把历史拉长了看，彻底翻动历史的，谁能说不是人民的力量呢？

过去，我也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只是民本思想，与民主的思想尚隔一间。用萧公权氏的话说：“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中国政治思想史》页九一）现在看来，民治的制度实为孟子所未闻，但民治的原则，在《孟子》中已可看出其端绪。《梁惠王下》：(https://www.daowen.com)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察其贤之事实），见贤焉（见其有贤之事实），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就全文看，这里省掉了“故曰国人用之也”、“故曰国人去之也”的两句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人、去人、杀人之权，不应当由人君来决定，而应当由人民来决定。人民的好恶，决定政治的具体内容（《离娄上》“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对于用人、去人、杀人的政治权力，又主张保留在人民手上，这怎样没有透露出“民治的原则”呢？但人民如何有效来行使这种权力，则系制度问题，孟子的确没有想到。但由此一原则性的要求，便发展而为《礼记·礼运》大同章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主张，这已向制度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西汉初开始的“乡举里选”，即由此一思想的要求而来。但西汉的“乡举里选”，缺少了“天下为公”的大前提，所以只有缓和一点专制毒害的作用，而失掉向民主前进的意义。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方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制度，是在几万人口的城邦国家中自然产生的。中世纪若干小的城市，也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制度，都不是从思想家的理想中产生的。在近代以前，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只认为民主制度是许多政治制度中之一种，并不曾把它当作最好的政治制度。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加以追求，乃经过了一段国王专制以后的启蒙运动后期的事情。则在土地广大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二千年前不能产生健全的民治制度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