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文

Humanism一词，在西方的长期发展中，含有多方面的意义。所以用中文加以意译时，有人性、人道、人文、人本等不同的名称，而以“人文主义”一词用得最为普遍。但humanism在西方文化中，范围狭而特性易显，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而其内容亦不易遍举，于是一般人一谈到中国的人文主义时，立即联想到西方的humanism，无形中在二者之间，画上一个等号，这便会引起许多误解。本文即在推原中国所谓“人文”的初义，以便对中国之所谓“人文”，能作根源性的把握。

“人文”一词，首见于《易》贲卦彖传：“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传，我以为是出于孔门的后学，其成立当在阴阳观念尚未介入《易》义之前。欲了解此处所谓“人文”的意义，当首先了解“文”的意义。

从《论语》看，“文”有的是指典籍，如“则以学文”者是。有的是指文字及文字纪录，如“吾犹及史之缺文”者是。有的是指文饰，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者是。从《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的解释来看，交错而画之乃成文，则文饰似为其本义。《易·序卦》“贲者饰也”，则以文饰释“人文”之“文”，与卦义相合，似无问题。但这样的解释，过于空泛，我们应当作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我们要想到，周初的武王、周公，把他们的父亲文王，抬高为天的代言人的地位，而即谥之以“文”，而周公亦谥为文公，则“文王”之“文”决非以文饰为了义。《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既不应以文饰作解释，也不能以《诗》、《书》等典籍为解释，因为《诗》、《书》文王时尚未成立。于是《中庸》便进一步解释说：“《诗》云……于乎不（丕）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这里所作的解释，我认为是适合于武王、周公们谥其父为“文”的用心，也与孔子所说的“文不在兹乎”之“文”的意义相合。这便说明在西周初年，“文”已突破了文饰的限定，而赋与以更深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在人生境界上太高，在观念把握上太抽象，仍不适于一般立教之用。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去探索。

《论语》上对“文”之一字，有若干特殊的用法。如孔子说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又“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但最具体而切至的用法，则以礼乐为“文”的具体内容。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朱注“言视其二代之礼而损益之”；“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朱子的解释，较《中庸》为落实而亦可相涵。“焕乎其有文章”，朱注“文章，礼乐法度也”。法度实际可以包括在礼里面，朱子在这种地方，实际是以礼乐释“文”。尤其是“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一段话，更分明以礼乐为“文”的具体内容。“文之以礼乐”的“文”作动词用，“文之以礼乐”的结果，“文”便由动词变而为名词。因此，可以这样地说，《论语》上已经有把礼乐的发展作为“文”的具体内容的用法。(https://www.daowen.com)

再看《易·贲卦》的彖传说“文明以止，人文也”，吴澂对“文明”的解释是“文采著明”，约略与文饰之义相当；“止”是节制，文饰而有节制，使能得为行为、事物之中，本是礼的基本要求与内容，则所谓“文明以止”者，正指礼而言。古人常以礼概括乐，《易正义》谓：“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诗》《书》礼乐”成为连接在一起的习惯语，实则此处应仅指礼乐，而礼乐亦可以包括《诗》《书》。“观乎人文，以化成人下”，实即是兴礼乐以化成天下。《贲》象辞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即孔子之所谓“齐之以礼”，以与“齐之以刑”相对。因此，中国之所谓“人文”，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应从此一初义，逐步了解下去，乃为能得其实。

并且以礼乐为“人文”的具体的内容，与“贲，饰也”之义亦相呼应。我国每一重要名词，率皆有广狭、浅深的不同，而又可相通之义。《荀子·礼论》：“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这都是“饰”字的广义与深义。广义、深义之“饰”，与“文之以礼乐”的广义、深义之“文”，是恰相一致的。

由上面的疏导，可以知道，要了解中国所谓“人文”的基本意义，即等于要了解中国礼乐的意义。乐的起源甚早，而乐的意义，常须通过礼的意义以显。所以《论语》言礼多于言乐。礼是在封建政治中所发展起来的，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到。但礼的本身是不断在演变，此一演变，至孔子而奠定了新的基础，并赋予以新的意义与新的作用。近百多年来，谈到此一问题的人，粗疏浮薄，不能从演变中来加以把握，而只胶执在封建政治社会的秩序维持，于是孔子的重视礼，即等于孔子是主张维持封建政治社会，这样一来，当然会说出礼教是吃“人的”，而中国的人文也是吃人的。

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的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是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绝不相同，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

封建政治中的家族身份制度，是罪恶的源泉，也是封建时代的礼的黑暗面。孔子在政治中提出“选举”的观念（如《论语》“选于众，举皋陶”，即是由孔子所倡的“选举”观念而来）以彻底推翻封建政治中的家族身份制度，因而对礼的基础自然也作了一个大的回转。他说“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这很清楚指出礼的基础内容是义，而决不是封建社会中的一套身份制度。《论语》中的所谓“义”，常与“利”对举，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可知义是事物之所当然，而决定事物所当然的客观准则是与私利相反的社会共同利益。在实现广义的、社会共同利益的要求之下，规定出一套与其相适应的立身处世的行为形式，这即是孔子所说的礼。此一礼的新的内容、基础，乃发于内心的仁，亦所以实现内心的仁，所以他才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话。至于孔子对于音乐，则将“郑声”与“雅乐”划分清楚，而将最高的标准安放在舜的《韶》乐上面，因为他认为《韶》乐是由天下为公而来的和平中正之音，其意境是与仁相通。这是音乐方面所作的大抉择，在抉择中作了超越表征三代家天下的不纯不备之音。在上述的转变与抉择中，于是孔子才可以说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生教养的历程，而《易》彖传才可以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