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礼乐

我在《原人文》一文中，曾说明我国在战国中期前后所出现的“人文”一辞，指的是礼乐的教养，并说明孔门所说的礼乐，在内容上实际赋予了一个大的转变。现在再进而略谈礼乐的意义，以见中国人文主义的特性。

礼乐的意义，包罗广大，这里仅先指出它的意义的一端，乃在于对具体生命中的情欲的安顿，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谐和统一，以建立生活行为的“中道”。更使情欲向理性升进，转变原始性的生命，以成为“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性的生命，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担承自己，担承人类的命运。这便可以显出中国人文主义的深度，并不同于西方所谓人文主义的深度。

礼乐的作用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表现在政治方面，此即孔子所说的“礼治”。孔子所说的“礼治”，汉儒在亲历当时所继承的秦代法治的残酷中，体会得最为深切。司马迁首先以感愤之情，特于《史记》中写出《礼书》、《乐书》（二书有残缺，而决非出于他人之手）。针对当时政治的情形，以发其“人把人看待”之义，这是了解礼治问题的基础。在这篇短文中，只好从略，礼乐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荀子·礼论》），“体情而防乱”（《春秋繁露·天道施》），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每一个人，生活在合理的风俗习惯中，可改过迁善于不知不觉之中，以遂其生、养其性，大家相互过着“人的生活”。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仅是要求政治的统一，更进一步是要求对礼乐征伐的审慎。汉儒坚持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因为治不定、功未成所制的礼乐，常是统治者把一时诞妄便利之私的变态心理，通过礼乐的形式，以强加于群体生活之上，这对群体生活是最深刻的损害。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意义，或者可以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的两句话加以概括。群体中的各组成分子，潜伏着共同的情感，通过共同的情感，以发挥群体之爱，凝集群体之力，这对群体生活的维持、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潜伏在各人生命里的共同情感，是要通过乐的作用来加以发抒和合的。这即是所谓“乐合同”。群体中的各组成分子，有各异的地位，有各异的年龄，有各异的责任，以组成一个分工合作的有机体的社会。分工合作得好，社会的功能便得以发挥；分工合作得不好，便秩序混淆，以至相妨相克。礼便是根据合理的原则、方式，把群体中的“异”来作合理的分别，使每一组成分子，能各尽其“异”之“分”，以完成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机能的。这即是所谓“礼别异”。乐所以能合同，因为乐是“中声之所止”（《荀子·乐论》）；礼所以能别异，因为礼是“立中制节”（《荀子·礼论》。而礼乐互相为用，使同而不流，异而不离，更是能得其中的群体生活形态。社会生活，在合乎中道上运行，这才真是人己各得其所的“人的生活”。

礼乐的第三意义，是个人的修养。这本是前两种意义的根基，但春秋时代所流行的礼，多是表现在人与人及人与事的关系之上。把人自己的生命作为对象，以发挥礼乐的意义，可能也是始于孔子，或至孔子而这一方面的意义特显。(https://www.daowen.com)

孔子对礼乐在个人修养上的意义，以《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三句话说得最完整。这三句话，说明了一个人的修养过程。此外，他又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的话。“成于乐”，定要通过“立于礼”而始能得到保证的。“立”是自己站得起来的意思。所谓“站得起来”，并非指熟习与人相接的礼仪，因而能与人相处而言。因为若仅如此，乃是应顺世俗人情的生活，应顺世俗人情，即是依赖世俗人情，这正是自己站不起来的生活形态。所谓“立”，乃是自作决定，自有信心，发乎内心的当然，而自然能适乎外物的合理趋向，亦即是自己能把握自己而又能涵融群体的生活。要达到这种生活，只能靠情与理相谐，以得情理之中的礼的修养。人的修养的根本问题，乃在生命里有情与理的对立。礼是要求能得情与理之中，因而克服这种对立所建立的生活形态。宗教常主张断情，这可以作人生向上的标本，但不能作人生向上的具体生活内容。因为情也是生命中所固有，断情，便把生命的完整性破坏了。礼所以制情与理之中，实即是以理制情，使情在理的许可范围之内发抒，而并不是把生命中之情加以断绝。久而久之，情随理转，情可成为实现理的一股力量，而情亦是理。完整的生命，便在这一修养过程中升进。亦即是由“克己（情欲），复礼”，而实现人我一体的仁。仁是人己俱成的“人的主体”。但在立于礼的阶段中，仍有以理制情的要求，生命中的对立尚未完全泯去。“成于乐”则情理相融，生命通过对立的克服而重新归于纯一，归于彻底的谐和统一。以一个原始生命为立足点，再加知能的发挥的西方人文主义，始终是人己相克，我看是“立”不起来的。

后儒深通礼乐之意的，无过二程。他们曾主张因民俗以制乐，因民情以制乐，恢复礼乐在社会中的意义，这本是战国中期以来言礼乐的通义。而伊川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出明道由佛、老转回到儒家的内容是“知尽性至命，必本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通于礼乐”，生命在礼乐中不断升进，这才是生命亲历的“穷神知化”。仅凭思辨以言“穷神知化”，这在今日势必落入于西方形上学的窠臼，正是明道所讥王荆公坐在塔的对面来说塔顶上的相论的情形，纵使说得善巧，生命仍是干枯的。二程的敬义夹持，是根原性的礼；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以体得生命里中和之实，是根源性的乐，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现代文化的危机，根源非一，但人的情感因得不到安顿以趋向横决，人的关系因得不到和谐以致于断绝，应当也是主要的根源。我这时提出中国人文的礼乐之教，把礼乐的根源意义在现代中重新加以发现，或者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值得努力的课题之一。

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九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