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由人”的决裂
“自由人”团体的前身是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所加入过的“博士俱乐部”，主要以黑格尔派的左翼分子为主的思想及政治联盟。如果说，马克思在大学时期的哲学立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么在写完《博士论文》后，他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渐行渐远，特别是在进入《莱茵报》工作以后，无论是理论上的要求还是现实中的任务，都让他感觉到是时候与“自由人”划清关系了。当然，在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马克思是否有过和“自由人”完全站到一起的阶段，有激烈的争辩。因为如果后来确实有与“自由人”划清界限的时间点，那么它的逻辑前提必然是马克思与“自由人”的统一。在这一争辩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与青年黑格派存在分歧。这里说的分歧是指，马克思不完全赞成青年黑格尔派某一成员的思想，也不完全反对青年黑格尔派某一成员的思想。确实，其他人不说，就与鲍威尔的关系来讲，马克思都是与之有细微差异的，这在马克思最早的思想著作《博士论文》中可见一斑。这里仅指思想上的差异，因为除了在思想上，马克思应该与鲍威尔没有任何差异——他的狂热、政治倾向以及他的行文风格。但是，与“自由人”的决裂是一回事，这一“决裂”的前提又是另一回事。这一逻辑起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与一切旧哲学和其他一切异路人分道扬镳的岔路口，也是他走向自己所创立的新哲学的起点。从这一点开始，马克思走上了新的道路。
与“自由人”的决裂之思想上的准备从《博士论文》就已开始酝酿，但真正公开的表达则是马克思进入《莱茵报》时期，特别是在他做了此报的编辑后。由于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过往的亲密关系，“自由人”团体成员试图把《莱茵报》当成自己的喉舌。这使得马克思很不愉快。一来马克思向来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即便当年“自由人”团体给过他很多帮助，更重要的是，若是《莱茵报》真的成为“自由人”任意发表言论的平台，那么就远远偏离了《莱茵报》的办报初衷。
这里首先要澄明的是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微妙关系。通常以为，马克思在为新闻行业工作时，就已基本脱离了“自由人”而进入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领域与事业中。这种观点最早体现在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当中。科尔纽认为，马克思实则早已认识到“自由人”在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上的根本缺陷。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自由人”那里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了。[6]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从这一点上得出了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的绝对分歧。但是，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马克思即使与“自由人”自始就有分歧，但从哲学的基本原则上仍旧与其保持一致。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立场仍未脱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此点而论，马克思完全没有必要与“自由人”一刀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
问题在于，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用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自由人”的政治浪漫主义、自命天才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7]这一说法我们很容易就会误解成，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只不过是政治策略与行动风格上的差异。确实，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行事风格与行动方式上根本不能与“自由人”同日而语。据梅林的《马克思传》的记载，“自由人”团体的某些成员甚至做出了流氓行径，让人不齿。[8]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根本之点。如果仅是从政治策略和行为风格上来考虑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那么马克思岂不是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自由主义者了？问题绝不是如此的表面、肤浅。既然问题要从其根由处来挖掘，那么思考就必须切入原则的高度。
这一原则其实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显露。仔细地分析，那个“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不就暗指“自由人”团体的那些个人主义分子与极端主义分子吗？“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无法在“定在之光中发亮”不就意味着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分歧之处吗？简而言之，“应然”与“实然”的绝对对立，成了放在马克思与“自由人”之间的隔阂。看似在同一空间却相互分离。
不可否认的是，当鲍威尔站出来为“自由人”辩护时，事情就变得更剑拔弩张了。鲍威尔认为，批判的唯一任务是从理论上消灭宗教和政治的反动派，即应当把国家和宗教以及私有制和市民社会当做概念的一般形式加以扬弃，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否定一切观念。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的这一番言论不仅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且背叛了他们共同的老师：黑格尔。因此，在与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便直言道，“自由人”的作品根本不是从独立的、深刻的内容中去看待自由，不是从现实的自由中批判自由，而是从自由的概念中去批判现实。这显然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长裤汉的”方式，是一种任意的方式，更是一种随意妄为的方式。所以，马克思对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提出的要求是“少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些实际的知识，”并且“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局势……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而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论的被颠倒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9]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首先，仅只是停留在消灭观念上的事物是非常危险的。且不要说它对现实的无济于事，如果长此以往，批判不但不能够消灭现存的事物，而且还会危及自身。一方面，现实的应被消灭的事物会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批判本身会变得越来越“不着边际”，最终失去批判的任何意义。其次，批判的矛头应该指向“具体的现实”“实际的知识”。这并不代表对概念的批判的忽略，而是在说，只有消灭了现实中需要批判的事物，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扬弃了观念中的概念。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用到后来的成熟的语言。这里只是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来说明。在当时的马克思那里，宗教是政治的观念形式，政治是宗教的世俗基础。宗教是形式，政治是内容。宗教是表现，政治是根源。因此，消灭宗教不在于消灭宗教的观念，而是消灭现实的政治制度。这一理论萌芽最终完全发展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
但就上述马克思对鲍威尔及“自由人”的警示来看，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就哲学的世界观而言，马克思当时还尚未达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甚至毋宁说更倾向于黑格尔主义。其根据在于，马克思在批判“自由人”时，认为“自由人”之“自由”的概念是非现实的，是没有“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的”，是从“不受任何约束的”“方便的形式”去对待自由。而真正的“现实”和“内容”又是什么呢？总的说来，它是客观的思想和客观的精神，即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精神之客观形态。它是绝对在现实中的展开。也就是说，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诉诸的是逻辑与历史、概念与实存、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显然“自由人”之“自由”的概念违背了这一点。它们是脱离了内容、脱离了历史、脱离了实际的臆想，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仅凭这一点来看，“自由人”似乎退回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时代。那是一个追求纯粹自我意识之发挥的时代，追求逻辑与形式至上的时代，追求抽象的、无内容的时代。因而，对于“自由人”的“倒退”，马克思坚持黑格尔的某些原则是对的。他至少能让黑格尔主义的积极方面保留下来，以便后人发展。
第二，虽然马克思反对“自由人”的意图如此明显，并且理由也是如此针锋相对，但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还未找到一个足以彻底驳倒“自由人”的哲学原则。仅就从马克思的一些微妙措辞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他在指责“自由人”“不是从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着眼”去分析自由时指出，其根由是他们的自我吹嘘、自诩天才和浮夸作风，而且当马克思要求他们应联系着对政治的批判来完成对宗教的批判时，马克思主要顾及的是如何“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和广大读者的水平”。马克思似乎只是从行业的价值与职业道德的角度提出这一想法，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分歧并没有上升至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当然马克思可以完全回到黑格尔那里，仅凭黑格尔的某些因素就可以驳倒“自由人”了。马克思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有待笔者下一章的交代。然而，至少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了。
回过头去看，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是现实的任务，也是逻辑的必然。无论是作为报刊的撰稿者还是《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都必须把目光聚焦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中来，去关照赋有内容的客观的精神。再者，概念的游戏已经在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存在很久了，观念范围的批评在那个时代早已流行成风，但对于整个德国的思想界却毫无建树。对于走在世界最前端的德国哲学，要么突破观念的重重迷雾，去思考世俗世界；要么将被时代所唾弃。能看到这一点的，在当时的德国，仅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是费尔巴哈。而当时费尔巴哈在这一点上要比马克思走得更早、更深，但马克思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这里并不是试图去比较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而是要强调，德国哲学必然的逻辑发展应是在思辨哲学之外。
我们很难说马克思当时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即从逻辑上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因为就马克思在《莱茵报》所关注的问题而言，他并没有触及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内核。从公开的文献上来看，马克思是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才涉及这一理论问题。因此，像科尔纽那样，把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看成是马克思哲学原则上的巨大变革，并把这一巨大变革归于其哲学革命的原因是非常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笔者之所以再次声明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这一层关系，就会误导之后对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论述的理解，就会使得我们带有成见地去分析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这一说法并不是言过其实，原因在于，一旦我们在这一点上判断失误，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已经转变了其哲学世界观，那就很容易使得本文要论述的核心概念被扣上“唯物主义”的大帽子，也会使后面的解析极其艰难。正确、客观地看待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决裂及两者的关系，有利于准确地将我们的视线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特别是有助于开启我们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探索。
综上所述，黑格尔哲学的解体、青年黑格尔运动、对“定在中的自由”之探索、与“自由人”的决裂基本构成了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萌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是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形成的主要时代背景，其实也贯穿了整个青年马克思的历史环境，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完成，才宣告了黑格尔哲学的最终解体。(https://www.daowen.com)
青年黑格尔运动为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众所周知，马克思起初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力，马克思在其中受到了强大的黑格尔哲学的熏陶，并培养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激进情怀。虽则马克思后来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但青年黑格尔派对后来马克思的成就功不可没。对“定在中的自由”之探索，是马克思在理论道路上的最初尝试，自由与理性的主题无不影响到人民理性思想的形成，应该说对这一主题的、在某一特定范围内的摸索一直延伸至1844年的马克思。从这一时期开始，马克思才转到了对原本的批判中。最后，与“自由人”的决裂，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之分歧的行为表现。这是人民理性思想形成以前马克思最关键的决定，从此，马克思有着自己独立思考与观察问题的条件，而不再受任何外在派别和社会主流的干扰。
本章的末尾，还要交代的一点是，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其政治环境。当时的德国，由于经济的落后，其政治文明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英国与法国。相对于英国在17世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在18世纪完成大革命，19世纪的德国直到50年代才完成了社会革命。可想而知在青年马克思时代，德国仍旧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等级森严，且君主贵族至上。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议会制政体，每个等级都有发言权与投票权，但其实质是拥有绝大多数财富资源和权力的贵族把握了议会。这一重要的政治背景是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所直接针对的问题，其融贯了马克思整个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撰写的几乎每一篇政论都涉及德国的这一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在《莱茵报》的诞生就成为必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
[2]马泽民：《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29页。
[6]［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 3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8]［德］梅林：《马克思传》（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62— 63页。
[9]［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 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