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内容：对立抑或统一

本章的开头，笔者就一再说明，为“人民理性”下定义实在是勉强为之，其结果必然差强人意。先不说目前给出的定义是否准确，仅其表述就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在形式上，“人民理性”是高度抽象的；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人民理性”又是非常“接地气”的。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其形式和内容应是内在统一的。所以，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人民理性”之定义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回到定义本身：“人民理性”是基于人民的感性生活，并作为精神发展最高阶段的社会意志。笔者也坦率承认，这一表述确有不准确、不透彻之嫌，这主要由于笔者浅薄的学识和稚嫩的语言能力，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人民理性”自身也多少带有矛盾和对立的因素。问题不在于矛盾与对立本身，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和对立。马克思的人民理性思想和其他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一样，是不够成熟的，它处于一个刚开始萌芽又没有完全破土的阶段。这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观的核心还是理念论，这包括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这些都无不围绕着精神和理性来展开，又以最高的精神和理性为终结；其二，马克思试图用感性来说明和论证他的哲学观，试图用现实世界的感性内容来驾驭超感性世界的精神和理性，使两个世界有沟通的桥梁。这就难免出现理论上的些许混乱。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黑格尔把感性世界依然作为理念世界的一部分，从而统一于理念世界。由此而言，“人民理性”的定义在理论上确实是矛盾对立的。

然而，新思想的产生又何尝不是伴随着些许阵痛？“人民理性”的局限性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之处。众所周知，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正式以感性活动为核心依据来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但这一改变不是直接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断地在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徘徊；有时还会回到康德；有时又会跳离前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意味着思想的毫厘进步。“人民理性”就是一个典例。显而易见，马克思当时已感觉到黑格尔哲学体系在现实领域的绵软无力，即使是在理论批判的领域也无法切中现实的核心问题。因此，马克思索性直接从经验事实出发，从人民切身“物质利益”出发，从感性活动出发去寻找理性的依据。这从表面上看是降低了理念的高度，把理念拉回到世俗中来，也似乎脱离了理性的纯观念形式的发展逻辑，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却证明了这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进步。(https://www.daowen.com)

当然，如若我们深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现，感性经验的内容其实比纯粹理念形式更庞大、复杂、多变。这是当时青年马克思所掌控不了的。所以，为了使批判合理地进行下去，马克思被迫重又回到了黑格尔中去，并借助其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来把握感性世界。这就有了“人民理性”在形式上的思辨特性。

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对立实则是“人民理性”的一大特征，也明显地反映了马克思人民理性思想的过渡性质。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看，“人民理性”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明确的、坚定的哲学原则，但从具体的内容上看，它既留有德国思辨哲学的保守痕迹，又突破了思辨哲学难以直面现实的局限。简而言之，其形式和内容并不完全统一，不过这种矛盾对立预示着一种更高原则、更科学、更革命的统一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