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市民社会

可以说，市民社会的概念是由黑格尔正式提出的。主要涉及的是客观精神发展中的伦理阶段，集中论及于他的《法哲学原理》。首先，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当成法的伦理的范畴来理解。它是其他两个伦理范畴——家庭和国家的中介。市民社会是对家庭的否定，是对人与人之间组成的血脉关系的否定。市民社会打破了人对国家的完全依赖，使个体成为具有独立意志、可以独立交往、独立存在的原子个人。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的否定。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结合为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意志是这个市民社会的普遍意志，是人与人的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统一。其次，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一个概念，而且还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它的存在是为国家的实现做“嫁衣”。市民社会的内容由国家的概念所决定，完全受制于国家。鉴于以上两点，在黑格尔的体系当中，市民社会被贬低为被决定者，是国家的对立者，是被扬弃的对象。

在与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之理论相对应的现实意识形态中，国家的发展，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的确与市民社会无关。在有国家以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国家的政治活动似乎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去甚远。无论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奴隶社会时期的人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这些被当作工具的人即为奴隶。他们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全部参与者。从生产工具的制造、使用，到物质资料的生产、运输，在物质交往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劳动是市民社会的全部。当然此时的市民社会是最初级的、最低阶段的市民社会。在这一阶段，不参与物质生产的奴隶主完全占有国家机器，并完全包揽了国家的政治活动。国家从形式和内容上独立于市民社会，且控制、支配市民社会。奴隶主与国家的统治者只要操作国家机器就能控制改变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本身就是“奴隶”。

进入封建社会，奴隶得到了解放，获得了人身自由。劳动者可以为自己生产物质资料，但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只能进行农业生产，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农业生产的根本要素——土地，却不属于劳动者。在农业国家里，土地成了权力的象征，也是政治的象征。就物质生产来说，国家通过拥有土地、控制土地、支配土地来掌握人们的物质生活。占有土地的君王、贵族则仍处于直接的物质生产之外。在西方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虽有所萌芽，但其势力太薄弱，无法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相抗衡。另外，商品的主要占有者也还是土地所有者。所以，在封建性质的生产方式中，市民社会的地位依然蔽而不显，直到现代国家的形成。(https://www.daowen.com)

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结果，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在十七八世纪，主要指的是英国和法国。现代国家的决定性特征是，一方面，劳动者脱离了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而成为一无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意识到了物质生产与国家政治活动的关系，他们自身也是物质生产的一部分。劳动者的自由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必须加入物质生产的环节中来。其直接结果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成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国家事务的基础。市民社会的运动和矛盾成为国家内部矛盾的主题，市民社会的问题成了国家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国家是不懂得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威和强制力，以普遍权力的名义压制、说服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找到了自身，却无法解蔽自身。

在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虽然间接地参与到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但非市民社会的统治阶层仍牢牢把控着国家机关，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仍旧是非劳动者阶层内部的事务。当然这种情况在现代国家的初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相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毕竟市民社会找到了自己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只不过说，这种地位，是一种“错位”。直到物质交往关系的矛盾直接危及统治者的国家治理。被遮蔽了的市民社会才开启了解蔽自身的过程。

马克思最先打开了市民社会的解蔽之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评论《林木盗窃法》时，他把林木的所有权与贫民捡拾枯木行为的矛盾看成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即是把物质的交往关系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马克思把这一矛盾当成了法的基础。虽然，马克思当时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成熟的话语体系，但物质利益问题已成了社会问题的核心。在经过一系列的关于现实问题的争论后，马克思发现，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法、宗教的问题，必须把批判的视线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上去，这个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学。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市民社会的理论形态就是政治经济学。它直接讨论了物质交往关系的运动，并为当时的物质利益关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马克思意识到，若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就无法从跟基处动摇现代国家的法的体系，就无法揭去笼罩在德意志上空的意识形态阴霾，同样也无法解蔽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