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并置结构中比之虚化
《周易》古经的卦爻辞运用了比兴，这已是学界共识。上一节描述了《周易》古经卦爻辞的并置结构如何催生了比之结构，延续以上思路，我们将以甲骨卜辞、金文为参照系，以含有鸟等自然物或器物的卦爻辞为个案，分析卦爻辞的结撰技术，进而探讨《周易》卦爻辞中的兴如何于并置结构中生成，描述卦爻辞中原始的“比兴循环”。
李镜池、高亨、罗根泽、刘大杰等学者认定《大过》九二、《大过》九五、《明夷》初九、《中孚》九二等爻辞运用了兴。他们以说诗法解《易》：将卦爻辞与《诗经》之诗句作比较，发现二者在形式上多有相同，于是将后世歌谣式的叙事推衍于爻辞，进而断定卦爻辞的结撰技术是同于歌谣的“兴”。然而若是单单以说诗法反推卦爻辞的形式特征，对卦爻辞所依托的自然观转折等基本问题视而不见，有将二者混同的危险。这就丧失了进一步解析卦爻辞独特之结撰技术的动力，更将后世研究导向了以卦爻辞为诗歌甚至是抒情诗的误区。将后起的诗歌形式施之于卦爻辞，也脱去了卦爻辞所处的基本历史语境与审美经验语境，无法探析卦爻辞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早期的审美经验。因此，取道于后起之文艺现象的思路难以厘清卦爻辞所蕴含之比兴的真正来源。
现代学者对兴的研究最为深刻之处，是遵循民俗学路向，将兴的源起追溯至图腾崇拜和祭祀仪式。闻一多论述《诗经》以鸟起兴的源起说道：
《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乃以各种鸟类不同的属性分别代表人类的各种属性。[114]
闻先生此言有三重意义：一是《诗经》以鸟起兴导源于鸟作图腾之初义[115]；二是在歌谣的初创时，后世视之为兴的结撰技术并非比喻，而是歌者自以为鸟，祈求人鸟不分的图腾意识的残留；三是最初之人鸟不分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摧洗，褪去了图腾的意义，后人将这种语言形式解释为兴。
闻先生此论一扫封建时代叠床架屋的比兴解释，将兴的源头推进至殷商的宗教观。然而受到民俗学思路的局限，闻先生虽然认定兴已经褪去了图腾的意义，却无法描述出兴的产生动力及其具体诞生过程，只得将其笼统地归功于“历时愈久”，即时代演变使然。日本学者白川静在《中国古代民俗》中也秉承民俗学思路，他将“兴”的结撰看做一种“发想法”，并将兴置于自然观和宗教观的层面上考虑：(https://www.daowen.com)
按照从来的《诗经》修辞学上被称为兴的发想法，我用民俗学的解释进行了探讨。就是那具有预祝、预占等意义的事实和行为，由于发想而歌唱，形成那样的机能，称其修辞法为兴。那不仅仅是修辞上的问题，更是深深地反映了古代人类很早以前的自然观、原初的宗教观念。一切民俗，可以说象发想形式一样，是都有其源流的。[116]
白川静此论有两个层次。在结撰技术层面，“发想”和刘勰、朱熹“兴者，起也”的定义一脉相承，在“兴”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上，并未有所突破。在发想或兴起的内容上，白川静将刘勰的“起情”和朱熹的“引物以起吾意”，改造为预祝和预占，从而将“兴”溯源至原始宗教的非理性仪式。[117]白川静又将“兴”训为“衅”，说：
不管兴也好，衅也好，那都是召唤神灵，是赋予新生命的礼仪。另外，古代的歌谣，大致也是作为振魂、镇魂的，是将咒歌的内容作为其本质。其发想法被称为兴，是召唤神灵，作为古代咒歌，有的还进入了交涉关系，的确应该说是很合适的。[118]
这是将祭祀之“咒歌”混同于诗歌，将作为结撰技术的兴等同为祭祀仪式中对神灵的召唤，抹去了兴作为诗歌结撰技术的特质。
闻、白的观点相同之处有二。一是都将兴看做“修辞（词）法”，这就把兴简化为一种表达手段，遮掩了兴所背依之自然观变迁与比类式审美经验，无法将比兴的研究推进至美学层面。二是他们都认为兴诞生于图腾崇拜或对神灵的祈请。然而以甲骨卜辞为参照系考察卦爻辞，我们发现对图腾和神灵崇拜之反抗才是兴得以产生的动力。先看以鸟起兴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