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语》

《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谏周灵王欲壅堵谷水云：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

这一段话的要义是古代的执政者都能恪守尊重、保护自然的原则，不人为地破坏它。自然是一个聚合流动着的体系，它由天地两极组成，天为高，地为下，之间形成河川山谷以宣导自然的气脉，形成池塘水泽以滋养生物。所以土壤聚合是为生物的归宿，地气既不沉滞郁结也不四散。这段话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先秦古人对自然的基本看法，即：自然并非与人对立的一个异己的存在，它是一个活物，就像人一样有生命，会呼吸；自然要求人类把它视作一个与自己一样的生命体，不毁堕山丘，不填埋沼泽，不壅堵河流，不引决湖泊，保全它，与之相依共存，生于斯葬于斯。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有机自然主义，它既合乎科学，又在某种程度上赋予自然以人的生命，把自然当作人类一般来尊重之、亲和之。不过共工和鲧没有遵守这一古训，他们堵塞百川，堕毁山陵，填埋池泽，闯下大祸，后来的伯禹就汲取了他们的教训：

而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国语·周语下》）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史上一个极大的事件，我们所关心的是此事件中体现的古人思维的方法论原则。大禹认为，共工和鲧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必须遵从的自然之法度，他采取的措施是“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象物”，取则于天地；“比类”，以万物为准则；“仪度”，以人民的利益为考虑。“象物”“比类”“仪度”，三者词义相近，它们的意义就在于运用比类的方法，顺应原有自然地形，疏通河流，去除淤塞，使九州的高山、河流、湖泊、沼泽、原野，以及生活其中的民众各得其所，四海之内交往通畅，最终达到自然与社会、人与神之间即天神、地物和民众三者的平衡、和谐。^[2](https://www.daowen.com)

这种事情到了周灵王时再度发生，因为洪水可能会淹了王宫，灵王决定壅堵之以保全王宫，太子晋最后劝谏道：

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将焉用饰宫？其以徼乱也。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咨之前训，则非正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上下议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夫事大不从象，小不从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国语·周语下》）

这段话还是遵循类比方法：连用了“度”“比”“类”“方”“咨”“观”等比类之词。如果“无所比度”，则政事就不免“大不从象”（不遵从天象）、“小不从文”（不符合典籍）；如果贸然实施，则必然“非”天刑、地德、民则和时动，造成“非祥”“非义”“非仁”和“非顺”诸“不节”之大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天子之后代因为祸害了百姓而成了农夫，农夫则因为安抚了百姓而登上权坛，这就是《诗经·大雅·桑柔》所说的“殷鉴不远”。周灵王没有听从太子晋劝告，一意孤行，还是决定壅堵洪水，《国语》的作者甚至认为这个事件导致了周室的衰微。在如此重大的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件的官方记载中，将作为道德范畴的义与地（自然）、仁与民（人类）相比类，运作于天人之际层面上，鲜明地表现了先秦时人的历史观、政治观及其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

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运用类比思维时所用的词语有“象”“度”“比”“类”“方”“仪”“咨”“观”，或者是两两组合的“象物”“比类”“仪度”等，这些词和词组在先秦古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经常可以读到。只要稍加注意，不难推知类比思维是先秦古人最为基本的思维逻辑，而且因为它思考的对象为天人关系，它还具有中国古人基本世界观的性质。这一点以前学界似乎估计略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