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
荀子《乐论》极赞音乐，说“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又说“穷本极变，乐之情也”。他下面这段话全面概括了古典音乐美学的基本理论——声有哀乐论：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
这里说音乐与礼仪配合起来，“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音乐成为天地四时的“象”。看，人的品格变化了——“志清”“行成”“聪明”“和平”，社会也接着变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理想境界于斯继之——“美善相乐”。真是赞之到了极点。
比类思维继续展开，声乐有象而“舞意天道兼”：
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鼗柷、拊鞷、椌楬似万物。（《荀子·乐论》）
且留意，所谓“声乐之象”，是说各种乐器有其不同的发声特点，如：鼓声“大丽”，为音乐之“君”，就好像天的声音；钟声“统实”，好像地的声音；其他乐器发声还像水、星辰、日月，以至万物，无所不包。至于舞蹈，与天道相通，叫做“舞意天道兼”。
荀子是一个信奉“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发现人性本恶而主张以后天之“伪”来改变之，这种改变不免强扭本性而破坏自然。不过，我们在他的音乐理论中却恰恰看到了与“天人相分”主张相反的观点，声乐像自然，这是主张天人合一，并非改造自然以合乎人类之理想，而是人类的文化创造以自然为蓝本。这里体现的正是类比思维。
《礼记·乐记》总结了先秦的礼乐制度，它关于音乐基本功能的看法，几乎就是将《易传》两极互动变化思维运用于进一步阐发荀子的音乐理论，甚至还不时调用《易传》的语言：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乐礼篇》）
礼乐之制作，是因为要赋予天地之间散殊的万事万物一个秩序，而且让它们流动起来，向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目标汇聚而去。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礼篇》）
这样，作为古代文化基本形态的礼和乐就必须定位于天人之际了。同篇又说：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乐礼篇》）(https://www.daowen.com)
在这里，自然运动和社会人事在更为抽象的阴阳两极思维的调理之下，已经打成一片，难分彼此，即便是道德观念也不免被整合进去。
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礼篇》）
仁和义分别配合于春夏和秋冬，从性质上看，则仁近于乐，义近于礼。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乐论篇》）
礼乐，在天地之间展开宏大包容（和）而生动有序（节）的交流，它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伟大之至，因此完全是运作于天人之际的。
这样一种宏大的礼乐思维不免也须遵循类比的原则。
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象篇》）
这里最后一节几乎与荀子说的一样。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官方文艺政策就这样由《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奠定了基础。
上面举了几个例子，其一是历史事实（《国语·周语》），其二是基本世界观（《周易·系辞》），其三是文化（礼乐）理论（《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对先秦文化而言，三者体现了古人面对天人之际的根本问题时的应对态度，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其思维的共同点都是类比，看来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