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和孔子论“兴”
《诗经》在先秦已经成形，有文献为证：
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
孔、墨、庄言之凿凿，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诗有三百篇，而且都用以诵、弦、歌、舞，于此可以推论，在他们以前《诗经》已经有一个具有相对稳定规模的本子了，或随时有增益，至于这诗三百到底是谁做的最后编订工作，或说是孔子，不过难有定论，可存而不论。
《诗经》中诗依据乐调分为三类：一是“风”即民间歌谣；二是“雅”，即朝廷乐章；三是“颂”，即宗庙祭祀歌曲。作者或是来自民间或是来自贵族文人圈，大多已不可考。《荀子·儒效》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这里我们注意到两个地方：其一，提到了“诗言志”；其二，还提到了“风”“雅”“颂”的分类。《礼记·乐记》也作了这一分类。
《周礼·春官·大师》提出（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这里除了“风”“雅”“颂”，还提出了“赋”“比”“兴”。赋比兴连称的提法，出于先秦文献唯此一处，颇让人怀疑，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换言之，《周礼·春官·大师》之说成为孤证，可靠性值得怀疑。
《尚书·尧典》的时代是否真的那么早，颇有学者怀疑，姑且引之：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一记载提到了诗歌、音乐和舞蹈。诗歌表达人的志向，音乐赋予诗歌以节奏和旋律，再配上舞蹈，造成一种综合的审美效果。夔是尧舜时代主管音乐的官员，司职王室子弟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他们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理想人格。这段话显示古代有一个与乐教结合着的诗教传统。
《国语·周语》则称：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百姓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
所谓献诗、献曲等一系列自下而上的行为，都是围绕着天子听政，为了保证其执政成功而作的，并不是单纯的文艺。
显然，乐官们掌管着艺术教育的职能，而“言志说”是官方的一种艺术教育理论。
《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太师”就是周王朝的乐官，他们掌握着诵、弦、歌、舞诗三百的大权。通过唱诵诗歌来广泛地了解人心、民情、政绩，即所谓“观民风”，从而为政治举措和道德教育提供决策依据，是先秦政治家对《诗经》的首要兴趣。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鲁国观风事是一个典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为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3]
鲁国继承了周室虞、夏、商、周四代的乐舞，所以季札想要观看。当乐工为他演奏歌唱“风”“雅”“颂”诸诗篇时，季札均一一给予评语。除了从内容上否定了一些诗歌如《陈风》《郐风》等，还是以正面肯定的居多。然而季札的肯定却并非简单化的和直截了当的，而是一种有其界限的评语，它们是“忧而不困”“乐而不淫”“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哀而不愁”“取而不贪”等等对子，一共有二十余个之多。这些对子所表示的，与其说是情感，还不如说是“志”或“怀抱”。它是谐和、平和、稳健而富于德性的情操，是社会化的、理想化的道德情感。他接着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仍然表现了与《尚书·尧典》同样的情感理想。《诗经》在先秦之被重视，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秩序之建立和维护密切相关，感情的抒发是以类即群体的利益为目的的。
除了陈诗观风，赋诗言志也是用诗的一个重要途径。赋诗言志并非创作而是个人借诵合乐之诗以发表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它可以如《左传》《国语》中被大量用作外交辞令，也可以如《论语》中被用作对某种道德观念的喻示（兴）。赋诗言志大多不是用诗的本义，而是用其比喻义。这就是著名的断章取义：（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4]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晋赵孟请郑国的七个大夫赋诗[5]，目的是“观七子之志”，这里节取子展、伯有赋诗以及赵孟之评论：(https://www.daowen.com)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所得闻也。”……
子展赋《草虫》，杜预注云：“《草虫》，《诗·召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赵孟为君子。”所以赵孟评说：“真好，您是一位贤臣，我比不上你啊。”伯有赋《鹑之奔奔》，诗出《鄘风》：“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6]赵孟评说：“男女枕边说的情话不能超越窗户，何况是在野外啊。这不是我这使臣所能听的。”赵孟对两人所赋诗，一褒一贬，其原则就是“诗以言志”。
宴会以后，赵孟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伯有赋《鹑之奔奔》，其实他意在“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一句，所以赵孟断定他想要诬蔑国君，而且公然在宴席上发泄怨愤，拿这种言论来对待客人，还能长久吗？这个例子可以见出两条：其一，赋诗从手段上看是断章取义，不顾本义的[7]；其二，当时人所理解的“诗言志”，无非是借赋诗来言自己的志。《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韩宣子请郑六卿赋诗，“亦以知郑志”，可参看。
值得注意的是赋诗的要求也是“类”，运用的是比类思维，《左传·襄公十六年》记：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8]
齐高厚歌诗之所以不类，是因为和舞不相配，这怕不光是单纯的有失礼仪，还更严重地使荀偃通过齐高厚所表现的“不类”断定诸侯们有异志。从歌诗不类来判断歌者之志，本质上还是个“诗言志”的问题。[9]上引赵孟评伯有赋《鹑之奔奔》，其实也是基于其不类。
我们分析《左传》《尚书》《荀子》等文献都提到的“诗言志”，可以看出，其实它们都不是指作诗者的言志，而是指用诗者的借诗言志。这就是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春秋用诗法”。[10]
孔子也十分重视诗的作用和教学，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说的是掌握诗对于言谈、执政和外交辞令有帮助。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所谓“正乐”，说明诗与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论到学诗对于人格确立的重要性以及诗歌的社会功用。
将孔子的上述观点联系到“教六诗”，可以说明“诗教”是一个古代的传统，不过它是非常看重实用的。[11]我们来看《论语》中三个“诗言志”的例子。
其一，《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的弟子南容多次吟诵“白圭”之诗言志，孔子就把他的侄女嫁给了他。“白圭”是《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有这样四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是个比喻，周大夫卫武公借以告诫当权者说话要谨慎。南容显然断章取义，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看来此人处世极小心谨慎，孔子称赞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
其二，更为有名的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诗经·卫风·硕人》）的诗句与“礼后”的观念不知如何搭接，“绘事后素”一语也颇难读懂。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最后那句话：是你子夏启发（起）了我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诗》了。
其三，同样著名的一则：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这是一个善于取类的典型，子贡本以为自己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就很不错了，哪知孔子告诉他还有更进一层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对话就是“告诸往”，子贡明白过来以后就引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借以说明他觉悟到德性的进阶是须如治骨角、玉石般反复切磋、琢磨，永无止境，这就是“知来者”。对此，朱熹评道：“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12]
南容、子夏和子贡们断章取义的“诗言志”，显然源于更早的“春秋用诗法”。孔子在一次著名的谈话教学中，鼓励正在鼓瑟的曾点“不妨各言其志”，曾点的“志”却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如果说，《左传》《国语》中的“诗言志”是比类传统中偏于政教的一类，那么《论语》中的“诗言志”就是具有更明显的道德化倾向，更要求体现个人的德性修养境界。[13]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在先秦文献中，把“诗”与“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唯一的一处，那么此“兴”何谓？我理解就是以“告诸往而知来者”为目的的断章取义用诗，或者叫“起”，“起”即启发，也就是“兴”。这是就引诗者言，换个角度，就听诗者言，则叫“观”，它相当于“季札观风”的“观”，不过这是观个人之志，季札是观国家之风。引诗和听诗的两造，都并非作诗，只是把诗拿来作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联想式言志工具罢了。由“兴”而“观”，大家各言其志，在引诗者和听诗者之间达成了“志”的良好沟通，这就是“群”。至于“怨”，《诗经》不少篇目都有明确表示这类创作意图的，不过在《论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难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