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的博喻和抒情：以“比”入诗的典范
如果说《诗经》在先秦并没有真正被视为抒情诗的典范，我们一般只能从传唱即“用”的层面对之展开研究，并将之大致设限于比类思维，那么《楚辞》则是典型的个人创作，我们可以据其内容“知人论世”。然而，它却同样表现出比类思维的基本特点，并奠定了中国古诗的“惜春悲秋”模式。
屈原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是比喻，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比德”的传统。屈原赋的一个大的特点，是以自然的花草比喻人的德性。他创作长篇抒情诗《离骚》，描绘一个众多香花的世界：“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兰花成为他政治人格的象征，其品格是高洁、孤芳独赏（《悲回风》“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政治上的失意和“放逐”，把他推向了大自然，由此成就了他由政治家向诗人的转换。他行吟于水泽之间，“发愤以抒情”（《惜颂》），成为明确的诗歌主人公。他的创作以人格为中介把自然物引入比类思维，政治语境转换到了自然语境，自然物成为明喻的喻体，并且被编制成道德谱系，再次进入了“比类看”的宏大思维模式。
王逸《楚辞章句》云：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18]
在王逸看来，《离骚》的方法论原则来自《诗经》，就是“引类譬谕”。今人詹安泰提出《离骚》的比喻并非来自《诗经》，值得关注：
《离骚》中用许多的自然景物来比喻人事是事实，但没有用兴的，说成“比兴之义”或“依诗取义”都不很恰当，当然更不能看成即是《诗经》的比兴传统。就比一方面说，《离骚》用比，也自有特色：第一，即以比喻的东西来代替人，如“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众芳芜秽”、“芳草”变“萧艾”等等，和“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原注：《诗经·邶风·凯风》，朱熹集传：“比也。”）一类的用法不同。第二，许多用来比喻的东西自成一个整体，如芳草香花比贤士，以种植芳草香花比培养英才，以佩带芳草比修炼高洁的品德，以芳草比美质，以百草不芳比失时，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节等，和“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原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第一、二章，朱熹集传：“比也。”）一类的用法也有别。[19]
分析《离骚》中的比喻，可以看到如下三点。（1）香草美人式的明喻得到高频率的反复强化运用，本体道德人格甚至不必出现，“空谷幽兰”式的自然物象几乎成为象征。（2）同是芳草可以运用为博喻：喻君、喻贤士、喻培养英才、喻品德之高洁、喻失时、喻好人变节等等。《礼记·学记》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不过，《离骚》的博喻并非运用多个喻体对某一本体进行比喻，例如，松、竹、梅因为耐寒而被称为“岁寒三友”，其实是被赋予了傲霜斗雪的品格，在此博喻中，喻体有三个，本体只有一个。而《离骚》则是系统地运用同一个喻体对不同本体展开比喻（芳草本身可比……，佩带芳草可比……，种植芳草可比……，芳草芜秽可比……），在此博喻结构中，比喻都不是单独而抽象的，它必须被置入自然的节候变迁之中，于是，人（品格、志向和命运）与自然（四季有机变迁的世界）两大品类之间的比类得以展开。显然，这样的比喻用在相对短小的《诗经》中的诗歌上并不合适，但在《离骚》这样的抒情长诗中却正有用武之地。（3）从性质上看，香草之变而为恶草，被归因为人“莫好修”和变节“从俗”，失落了高尚的道德追求而转到世俗界。前者之变是自然事件，后者之变则是道德事件，属根本不同的类，不过，屈原以为两类转变可以视为同一，因此动态的转变不免也是可以在比类关系中产生的。(https://www.daowen.com)
归纳以上特点，我们发现，比喻的运用使得出现于《离骚》的众自然物道德谱系化了，这一谱系化不仅为类比的规则所允许，而且还是“比类看”的人文目标。这正是王逸所说的“引类譬谕”，只是它并非来自《诗经》罢了。司马迁也赞之曰：“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此不妨说，香草美人之喻并非某种孤立的抽象品格之象征，它的真正土壤是古人对天人之际的关怀，只是在屈原创作中更偏向政治。
屈原赋的另一个大的特点——君臣关系被喻为男女关系，也是基于类比关系。“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将君王拟为男性，将臣下拟为女性，诗中大量调动了“嫉”“淫”之类形容女性的词汇，并且被波诡云谲的谣言之阴云所深深笼罩。
香花的世界和男女情感的世界这两大类比喻，赋予屈原赋以阴性品格，此品格，正是由此类近乎博喻的众多比喻所形塑的。屈原是如此深地沉入这个阴性的比喻世界而不能自拔，几乎将自己错置为女人并为之痴迷，以致他决绝地自沉湘水以证明自己对楚王的清白忠直，正可以理解为向此终极的比喻世界之回归——美女的诸品格：忠、直、香、好……不免化而为怨；怨极深，恰有极深沉、极浩大之水可包容之。[20]于是，屈原人格被自然的大江大湖所无限地放大，并与之合而为一。屈原以这样一种香消玉殒的方式回归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躯体的一大沉疴，并被固化为中国文人的阴性品格。幸好，以后中国的失意文人更多地学习了屈原的写诗以发抒抑郁之情，而不是投水自沉。事实上，先人发现有更光明的路径可以达臻天人合一，如我们上面讲到的孟子和庄子的“绝对类比”。
朱自清《诗言志辨》提出：“《楚辞》的‘引类譬谕’实际上形成了后世‘比’的意念。”他说：“后世所谓‘比’，通义是譬喻，别义就是比体诗，却并不指《诗大序》中的‘比’。”他所谓的“比体”分为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他认为，这四体的源头都在《楚辞》里，无非就是古比今、仙比俗、男女比君臣、物比人。所以他又说：“后世多连称‘比兴’，‘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体’的‘比’，用毛、郑义的绝无仅有。”[21]联系上面的考证，可见朱说极是。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先秦诗歌比喻的创作方法其实是屈原赋所奠立的，与断章取义用诗法之下的《诗经》是没有关系的。
屈原赋中已经有明确的抒情的表述：《离骚》“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惜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窍赋诗之所明”；《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抽思》“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屈原把情与“发”“致”“抒”“明”“舒”“达”“陈”等词联系在一起，情感即是通过“陈辞”而得以抒发。《离骚》还有“就重华而陈辞”“跪敷衽以陈辞兮”，《思美人》有“因归鸟而致辞兮”，《惜往日》有“不毕辞而赴渊兮”。写诗即是“陈辞”，换言之，写诗就是抒情。
在屈原赋中，通过比喻来抒情，一个是创作手段，一个是创作目的，而且有一个抒情主人公。他的诗，尽管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倾向，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创作，是完全意义上的抒情诗，并且在当时并未因大规模流传而产生影响，屈原赋之被重视是在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