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关雎》以色喻于礼”说
《孔子诗论》[14]为战国中后期作品，此书提出“《关雎》以色喻于礼”，对此诗的作意进行了解说，这里略作分析。《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为诗三百及风诗《周南》之首篇，这个地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仪礼·乡饮酒礼》《仪礼·乡射礼》和《仪礼·燕礼》三篇均载以《关雎》合乐，孔子则论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所论是指音乐，正合于《仪礼》。不过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诗的内容是否有联系，还是值得一探。《关雎》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爱情诗？和礼教是否有关系？我们引两个材料来说明。
《孔子诗论》有如下几支关于《关雎》的简：
第十简：“《关雎》之改”“贤于其初”“《关雎》以色喻于礼”。
第十一简：“……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第十二简：“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https://www.daowen.com)
第十四简：“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
归纳几支简文，大意是说：《关雎》“其初”是求女心切，为好色之情爱，后来“改”了，“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凝好色之愿”，结果是“反纳于礼”。从情到礼，有一个“改”的过程，正是此诗所描写的。
马王堆帛书《五行》针对经部文字“喻而知之，谓之进之”的说部文字也引《关雎》以为证：
“榆（喻）而知之，胃（谓）之〔进之〕”，弗榆（喻）也，榆（喻）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榆（喻）之也者，自所小好榆（喻）虖（乎）所大好，“茭（窈）芍（窕）〔淑女，寤〕昧（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唔（寤）昧（寐）思伏（服）”，言其急也。“繇（悠）才（哉）繇（悠）才（哉），婘（辗）槫（转）反厕（侧）”，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厕（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厕（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厕（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繇（由）色榆（喻）于礼，进耳。[15]
帛书《五行》说部为了说明“喻”的意思和作用，以《关雎》为例，说此诗开初写“思色”心切，辗转反侧，急而甚急，“如此其甚”，但是不能在父母、兄弟、乡亲之旁公然交合，“死弗为之矣”，有此“畏”则知礼。“思色”是“小好”，“畏人”之礼是“大好”，由“小好”来晓喻“大好”，结果是“由色喻于礼，进耳”。色无非用以让人知晓（喻）礼，明白了诗的用意，就进步。
《荀子·大略》篇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谓《关雎》乐得淑女也。盈其欲，谓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礼也。欲虽盈满，而不敢过礼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过礼也。……）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污上，骄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为骄君所用，自引而疏远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厉而思文、武。言有文，谓不鄙陋，声有哀，谓哀以思也）。[16]
荀子这段话对《诗经》的内容作了评价，“《国风》好色”但不过分，其性质为“诚”，可以用之于宗庙音乐，“《小雅》不以（用）于污上”，作《小雅》之人不为君所用，被疏远，批评当今政治，怀念文王武王，语言有文采，情感是哀怨的。这是对《诗经》中的两大类风和雅的总体评价，如果如王先谦集解所云，则“好色”即指《关雎》，考虑到荀子为战国末期人，把他的这一说法和《孔子诗论》作联想也是合理的。[17]
《五行》说部的说法和《孔子诗论》完全相同，不过前者是针对《关雎》内容的解释，后者则是借《关雎》以解释晓喻的功用，《荀子·大略》则总论《国风》好色，为强有力之佐证。可见《关雎》在先秦（稳妥点说，战国中期以后）是一个“以色喻于礼”的经典。这样，我们当可以肯定《关雎》的“以色喻于礼”，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本义，并非断章取义，但“色”与“礼”的对待关系依然延续了孔子“比德”的传统。作为比类，“以色喻于礼”之说不仅汇聚于德行和礼教，还进而向具体之个人修为践行（能改、喻而知之）延伸，强化了“比德”传统。
有意思的是，上述说法固然针对着德行修为，却和汉代的四家诗说论《关雎》都不同，这是因为这些先秦文献都没有运用后者那种扣合着“美刺”的“比兴”来说诗。因此，《孔子诗论》没有“比兴”概念，就成为先秦说《诗经》（并非用《诗经》）不用“比兴”的有力证据。
这两节把引用文献设限于先秦，对《诗经》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意图是揭示所谓“诗言志”和“兴”在先秦的真实用法。质言之，在先秦，后来汉代《诗经》博士所使用的“美刺”式“比兴”与齐梁诗学家甚或目前学界所使用的诗学意义上的“比兴”两类概念，其实并没有使用者和研究者在用。当然，说诗学意义上的“比兴”概念在先秦不存在，却压根不影响对“诗言志”和“兴”之美学意义的分析及定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还是不脱上一章所分析的比类思维之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