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经》解释学与比兴诗学的成形
汉代诗坛的开端并不乐观，或简直可以说是乌云重重，因为有齐、鲁、韩、毛四家诗说压在那里。郑振铎云：
《毛诗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大概做《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便把许多诗都归到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的。又误认一国的风俗美恶，与王公的举动极有关系，所以他又把许多诗都解说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为他有了这几个成见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后来读《诗》的人，不知抬头看《诗》文，只知就《序》求《诗》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说：“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传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诗序辩说》）[1]
不过，汉儒并非如郑先生所说的误会了，相反，他们很认真、很明白地将《诗经》尊为经典，把它作为解释帝王行为的依据，严守不是“美”就是“刺”的注疏规则，放大它的功能，进而蔚为诗学史的源头。[2]
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武帝时置立博士，地位尊显，而《毛诗》为古文经学，只是短暂地被立于学官。三家诗在汉代牢牢占据着主流，《毛诗》则更像是个异说。四家诗说卷帙繁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诗经》28卷。鲁、齐、韩三家，《鲁诗》有《鲁故》25卷、《鲁说》28卷；《齐诗》有《齐后氏故》20卷、《齐孙氏故》27卷、《齐后氏传》39卷、《齐孙氏传》28卷、《齐杂记》18卷；《韩诗》有《韩故》36卷、《韩内传》4卷、《韩外传》6卷、《韩说》41卷。《毛诗》有《毛诗》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凡《诗》六家，416卷。”(https://www.daowen.com)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这可以视为一极简略的诗学史。班固采《毛诗》说，三百篇之所以经秦火而得传，是因为它在人们口头“讽诵”传承，烧不掉，而鲁、齐、韩三家解《诗经》，参照《左传》，又采纳众多杂说，都不是它的本义了。可见仍然是先秦的断章取义传统。班固本人论《诗经》，重心也是在它的意义而非音乐，所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汉书·艺文志》）。
因为四家诗均对《诗经》中诗的创作动机及其含义进行解说，已经完全转到了以义为用的路上来了，结果是造成了汉代经学（注疏）家的《诗经》解释学，其主旨是通过对“比兴”概念进行内涵上的重新解释，挂到“美刺”上去，造成“言志”的效果，来对诗三百进行道德谱系的编排。不妨说，这是对先秦断章取义传统的道德转调。